肯尼迪(112)_西奧多·索倫森

一一二

　　然而，總統確信需要作出某種反應——不是去威脅共產黨人，要他們公開承認失敗，而是使感到震驚和懊喪的西柏林人恢復士氣。我們的應急計劃是為出現干擾我們的西柏林通道而準備的，不是為來自東方的移民而準備的。我們的情報判斷，儘管認識到共產黨人必定要控制他們人力的損失，但對這一特殊行動沒有預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臨時去想出辦法，而在此期間，關鍵性的時刻——太多的時間——已過去了。

　　最後，為了考驗共產黨人的意圖和顯示我們自己的決心，總統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國部隊，乘裝甲車沿高速公路通過東德檢查站，開到西柏林。他說，將駐軍增加一千五百人顯然並不能在蘇聯的直接進攻中守住這個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現在將從（我們）一次承擔義務的提示中受益」，而蘇聯人將認為這批軍隊是「我們為了那種意圖而交出的人質」。這是他在曠日持久的柏林危機中最焦慮的時刻使美國軍隊同蘇聯軍隊進入潛在的對峙狀態的第一項命令。他推遲了在週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宮換換環境的慣例，要他的軍事助理同這支部隊的司令官不斷保持接觸。當第一分隊的六十輛裝甲車通行無阻地進入西柏林時，他感到危機的轉折點已經到來了。

　　同時，他派副總統約翰遜去向西柏林居民發表講話，鼓舞他們的希望和意志，並以我們最莊嚴的（得到總統個人贊同的）誓言，「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產、我們的神聖榮譽」，去重申我們國家所承擔的義務。

　　陪同約翰遜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盧修斯·克萊將軍，他在此後不久作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兒呆了較長的時期。在1948年，當蘇聯對西柏林實行陸上封鎖、需要西方進行大規模空運時，克萊是負責指揮的。作為對盟國努力的不斷鞭策，作為西柏林人所熱愛的象徵，克萊的出場得到總統的高度評價，儘管克萊的私人電報似乎有些危言聳聽，有時還暗示除非同意他的要求，不然他可能要辭職。總統說，「他是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把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做好，並且一直公開地忠於民主黨政府。」雖然總統對克萊不能把我們在西柏林的「極為重要的權利」同我們對東柏林的不滿加以區別並不總是感到愉快的，但是他完全諒解將軍的脾氣——有時沒有等待來自華盛頓、諾斯塔德將軍以及在柏林的盟國代表的指示取得一致就採取了行動。

　　武裝部隊、約翰遜以及克萊的任務，其基本目標都在於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為柏林牆所損害，它的作用改變了，它最終作為重新統一的德國首都的前景變得暗淡了。赫魯曉夫預言，西柏林很快會成為一個奄奄一息的、凋敝的城市。許多西方人也看不到有什麼希望來誘使新的工業和勞動力到這裡來，或者甚至沒有什麼希望勸誘現有的城市居民留下來。有些人主張將這一城市完全併入西德，可是肯尼迪認為這就會失掉使這個城市重新統一的一切希望，只會引起蘇聯人進一步採取行動，而西方實際上一無所得。取代的辦法是從上述三項任務出發，在沃爾特·羅斯托^①領導下，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以維持和增強西柏林的活力——提高它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吸引年輕的家庭、新的投資以及爭取世界的同情。這種努力是成功的，在隨後的一些年裡，西柏林不僅能生存下去，而且繁榮起來。

　　①沃爾特·羅斯托當時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的副手。——譯者

　　然而，這堵牆繼續存在，它是緊張局勢的可憎根源。在一個階段，西方和蘇聯的坦克和軍隊在防柵兩邊互相對峙，直到蘇聯人向後撤退。美國為表明我們有權進入東柏林所作的試探——不顧紅軍關於西方人在西柏林應離開牆一百米以外的警告——都是成功的。可是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由於一方相信對方會讓步，而促成一種雙方都無法讓步的局面。蘇聯在9月份恢復核試驗，加強了交戰的氣氛。

　　總統迅速地建立起西方地面部隊的實力（儘管始終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因為我們的盟國沒有按比例增加它們的部隊），大幅度地修改對柏林的應急計劃，以便在需要作出反應時有更廣泛的選擇。他推測那一重大的對峙將在何時出現蘇德和約將在何時簽訂，而切斷通道的行動將在何時採取。可是這種對峙始終沒有發生。1961年12月的限期過去了，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危機的勢頭慢慢地、不知不覺地低落了下去。但時而由於在柏林牆或通道上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危機又會突然加劇。

　　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62年頭幾個月內，蘇聯對於從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蓄意進行的試探。蘇聯飛機投下金屬反射體來干擾我們的雷達，飛近我們的飛機進行騷擾，蘇聯人看來似乎在盡一切可能來同西方聯盟搗亂，使之分裂和失敗。可是按修訂過的應急計劃以及諾斯塔德將軍沉著的領導下，所有的飛行繼續進行，增加了戰鬥機，並且警告了共產黨集團各國，阻礙空運將使它們的飛機不能進入北約組織國家。干擾終於結束了，危機的勢頭再次低落下去。

　　我們必然假定，危機趨勢的消退，部分是由於赫魯曉夫更清楚地認識到，把通道交給東德人是極其危險的冒險行動，部分是由於東德人口遷徙的終上，從而減輕了要他立即採取行動的壓力。可是，危機趨勢的消退也由於肯尼迪終於成功地使得他那一方既準備好談判又準備好戰鬥，並把東西方的武裝對峙轉變為口頭交鋒。總統說，「溫斯頓·丘吉爾說過，最好是爭論下去，爭論下去，而不是戰爭，戰爭。我們將繼續爭論下去，爭論下去，看看我們是否能產生有效的成果……這就（是）目的……徵召十六萬人（以及）使我們的國防預算追加數十億美元……而不是進行一場核戰爭。」

　　然而，為了要爭論下去，爭論下去，肯尼迪必須克服他自己政府內部以及西方聯盟內部的激烈的反對，可以說，他從沒有在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成功。我們外交姿態的改進比我們軍事態勢的改進要慢得多。國務院中一些「德國通」不僅是——正如某些人所譴責的——忠於杜勒斯-阿登勒的老路線，而且與一些蘇聯事務專家相反——這些專家認為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之一至少是東歐的安全，並且認為西方應當提出一些新的建議——他們基本上相信，在這種局勢下蘇聯的真正目的是破壞西方聯盟，而除了提出一些顯然完全不能達到目的的建議外，對進行任何其他談判的願望都是軟弱的表現。他們認為這裡沒有什麼可談判的，因為蘇聯人在中歐沒有我們可以退讓的合法利益，並且西方也不希望作出蘇聯人可以接受的變動；對被一再拒絕的原有的「西方和平計劃」的任何修改將被西德人看成是出賣。因此，國務院對總統所提新建議的要求作出反應很慢，並且在同盟國對等人物會談時也很慢表示看法。

　　在西德，普遍存在兩種憂慮：既擔心盟國立場不堅定，又擔心它們立場堅定。我們駐波恩的大使館指出，當西德人受到戰爭威脅時，他們歡迎作出讓步，可是隨後又抱怨說西方本來可以幹得更好一些。阿登納政府——一位欽佩這個政府的美國人把它說成是「極為神經過敏的」，是懷疑新的應急計劃會削弱使用核武器的決心的。——沒有使德國人民去正視現實的抉擇。這個政府是謠言的溫床，沒有一個謠言是真實的：例如說什麼西方早就知道要築牆，或者說什麼西方已簽訂一個犧牲德國的秘密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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