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09)_西奧多·索倫森

一〇九

　　總統說，蘇聯人只簽訂和約或是把西方權利轉交給東德人，由他們廢除掉，這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否定西方按條約取得的權利就是一種交戰行動。赫魯曉夫回答說，可以達成一項保全面子的臨時協議來度過今後六個月，可是蘇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簽訂和約結束戰爭狀態後，西方繼續留駐在東德領土上就是非法的、羞辱性的，是對東德邊界的侵犯——而這些邊界將得到保衛。我們要用武力來對付武力。美國應為此作好準備，蘇聯也將同樣作好準備。如果美國希望戰爭，那是它的問題。蘇聯除了接受挑戰外，別無他法。戰爭的災難是共同分擔的。在12月份簽訂和約的決定是堅定不移的（除非有一個六個月的臨時協議）。

　　總統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將是一個嚴寒的冬季。」可是，當時卻是個更為炎熱的夏季。會談結束後交給總統的一份蘇聯官方的備忘錄，以比較正式的、不太好戰的語言重申了同樣的論據和建議，可是它把期限問題弄得混亂起來。備忘錄只提到兩個德國可以討論分歧的時間為六個月，卻不提赫魯曉夫所提出的「年底」的限期。可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在他就維也納會晤發表的第一次演說中再次強調他打算在「今年」使西柏林「擺脫佔領制度……」的意圖。東德首腦烏布利希宣佈，和約很快就使他能夠關閉西柏林難民中心、廣播電臺以及股拍爾霍夫飛機場。鐵幕的兩邊都普遍地預言，赫魯曉夫要在10月份共產黨代表大會閉幕後召開一次對德和會。這樣留給肯尼迪和西方就沒有多少時間了。

　　總統第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是：維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權利是美國不惜任何代價（包括冒核戰爭的危險在內）所要達到的一個目的。據某些人報道，總統由於擔心他也許會使本國陷於半毀滅狀態而深為煩惱。事實上，他鎮靜地確信，為西柏林的自由而採取堅定的立場，歸根到底會減少發生一場核戰爭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問題上屈服只會削弱未來我們防務的可靠性。7月間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起一篇這樣的報道：蘇聯大使在離開華盛頓去就任新的職務時曾嘲笑說，「到危急關頭，美國不會為柏林而戰鬥的。」肯尼迪只是乾巴巴地回答：「我們打算履行我們的義務。」

　　他的第二個重要決定是對這次行動負起了全部責任。有幾個月，他一直埋頭研究這個問題。他研究和修訂應急的軍事計劃、常規力量的集結、外交和宣傳活動的開展、預算的變動以及經濟戰的計劃。他考慮到每一行動可能對柏林的士氣、盟國的團結、蘇聯的不妥協以及他自己的立法和對外援助計劃的影響。他同盟國領導人、葛羅米柯以及德國人談話，隨時關心著所有的電報，閱讀了所有會議記錄的副本。他抱怨國務院的工作進度（但收效不大），抱怨盟國傳閱文件時把機密洩漏出去，抱怨缺乏新的外交建議。

　　最使他失望的經歷——同時這種經歷使他看到了在國務院內部必須有效率更高的管理，以及尋求盟國立場一致的困難和進展的遲緩——是他要給蘇聯備忘錄一個迅速的明確的答覆，這一複文應是他就職以來西方關於西柏林立場的第一個正式官方聲明。他等待國務院的複文稿本。一個又一個星期過去了，對蘇聯同時遞送來的關於核試驗的備忘錄也答覆了，可是美國官方對西柏林問題仍然保持沉默。最後，過了一個月，總統要求將最近提出的複文稿本拿來，以便於美國獨立紀念日在海恩尼斯港度週末假期時審閱。使他感到驚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國人、德國人和俄國人都可以理解的、條理清楚、簡明扼要的答覆，而是將一些陳詞濫調和消極詞句彙集在一起，其中沒有一點新東西。整個文件本來只要花現有稿本四分之一的時間和十分之一的篇幅就可以寫出來了。他要我在當天下午提出一個比較簡短的文本。後來他才知道，如果不在盟國之間以及各部之間再次傳閱通過，這一改寫的文章就不能代替正式照會。可是，不管怎樣，他還是用它作為總統對於正式文本的一個「說明」。甚至到那時候，正式照會還是要到7月18日才能準備好，這樣兩星期又過去了。

　　到了7月18日，就美國所應作出的全面答覆，他已考慮好了一些更為具體的決定。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曾一再強調，如果為柏林問題採取軍事行動，那必然是美國發動的。他顯然不相信肯尼迪會為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問題發動一場核戰爭。因為完全被東德領土所包圍的西柏林特別容易為共產黨軍隊所攻佔或困死。在和約簽訂後，如果西方通道為東德的一個警衛班、一個中隊、一個營或更多的部隊所封鎖，多年來過分依賴大規模核報復的西方，就不能以其非核力量對抗共產黨部隊。那就沒有什麼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要麼打一場核戰爭，要麼就根本不採取什麼行動——正如總統所指出的，「不是大規模破壞，就是忍受恥辱」。

　　肯尼迪從維也納回國後，立即專心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國聯合參謀部所制訂的柏林軍事應急計劃。按照這些計劃，如果發生封鎖通道的情況，在高速公路上將進行一系列軍事「試探」。可是由於西方沒有在地面進行一場常規戰爭的打算和能力，這些小規模試探不足以表明一種認真的意圖，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蘇聯人的，甚至東德人單獨的遏制。隨後這些計劃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總統說，總之，「我們從較小規模的軍事行動立即進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動，這當然就意味著……我們也在毀滅本國。」這樣，每一方都沒有什麼時間或機會可以猶豫一下，進行商談，重新考慮或者判斷對方的意圖。一份柏林計劃的文件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挪掉使全球毀滅的核彈的火線，至少我們可以把火線拉長一點。

　　肯尼迪把當時制定的戰略看成是一種軟弱的、危險的主張。雙方在該地區能夠迅速部署的地面部隊是那麼的不平衡，這對赫魯曉夫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誘惑，促使他逐步地切斷去西柏林的通道，使我們無法用核打擊來報復。他說：「如果赫魯曉夫先生相信我們只有原子彈，他就會以為我們……不大可能會使用它。」

　　因此總統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採取了在中歐迅速集結戰鬥部隊的辦法——使集結起的部隊大到足以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的切身利益已深深地卷了進去，以致我們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來防止這些部隊被擊敗或者被俘虜。這就需要調集大量兵力足以使東德警衛隊不能單獨地輕易奪取這一城市以免削弱我們的談判力量——並且要使兵力大到足以在選擇核戰爭還是退卻之前不是有一個小時而是有一個月的真正的「躊躇時間」，還要有足夠時間調動後備部隊，顯示我們的決心，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並在使用「最後的」武器之前，雙方的最高一級能夠先聯繫一下。

　　肯尼迪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功使赫魯曉夫不逐步封鎖西柏林。此外，這樣承擔的義務也會支撐西方的意志，即暗示美國人將呆在那裡。他爭辯說，如果赫魯曉夫指望盟國在核威脅面前不團結和膽怯，那末其他西方各國也增加地面部隊（它們並不都聽得進他這一意見），就可以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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