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91)_西奧多·索倫森

九一

　　作為總統，他試圖使自己和自己的國家跟得上所有新的發展：空間探索、共同市場、新興國家、科學革命以及共產黨國家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他堅持要作出仔細的區別——例如，對待不同類型的共產黨國家，或者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拉美國家——而不能只看到它們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論。正如下文就要講到的，他認為在老撾和越南問題上還沒有「正確的」答案，只存在著待處理的問題，而不是待解決的問題。1961年秋季在華盛頓大學發表的一篇著名演說中，他講話的調子已經遠不象十二個月前當候選人時那樣熱情洋溢了：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美國既不是無所不能的，也不
　　是無所不知的……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意志強加于其餘94％
　　的人類——我們不能矯正每一個錯誤，也不能扭轉每一種逆
　　境——因此美國不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選擇的能力——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間，也不是在「大屠殺或屈辱」之間，而是在發生侵略時從各種軍事方案中進行選擇，在運用外交手段方面，選擇時機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錯著防務和外交問題的危機中選擇一種穩妥的處理辦法。他的這種態度在他愛用的一些對偶詞句中得到了反映：

　　我們決不要由於恐懼而談判，但是也決不要對於談判感
　　到恐懼。
　　——1961年就職演說

　　在總統的盾形紋章上，美國之鷹的右爪抓著一根橄欖枝，
　　左爪則抓著一束箭。我們打算對兩者都給予同樣的重視。
　　——1961年第一篇國情咨文

　　我們的政策必須把堅定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使之達到
　　為保護我們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過和平
　　的手段，假如必要，則通過堅決的行動……我們既然不想看
　　到自由世界認輸投降，我們就應竭盡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毀
　　滅。
　　——1961年在北卡羅來納大學

　　我們如果要維持和平，就必須勇敢地面對戰爭的危險。
　　……外交和國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願，
　　而沒有談判的意願，只會引起戰爭——有談判的意願，而沒有
　　抵抗暴力的意願，只會招致災難……我們雖然自由地進行談
　　判，但我們決不拿自由作交易……總之，我們既不是「戰爭販
　　子」，也不是「綏靖主義者」，既不「強硬」，又不「軟弱」。我們是
　　美國人。
　　——1961年在華盛頓大學

　　這種處事態度使得那些習慣於只會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慮問題的人感到不悅或迷惑不解。一位編年史作者指責肯尼迪煽動冷戰，另一位則說他閉眼看不見共產主義的威脅。有一個批評他的人說他的就職演說和第一份國情咨文是危言聳聽，另一個則說它幼稚無知。有兩個記者曾就外交政策問題訪問了他一小時，後來他們核對了各自的記錄後發現，一個認為他相當強硬、寸步不讓，另一個卻認為他頗希望達成協議。還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瓏的態度歸因於他想取悅每一個人，歸因於他的妥協傾向，或顧問太多。一位專欄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當張伯倫，又當丘吉爾。」一位教會發言人——他對肯尼迪努力搞裁軍感到高興，但對他強調國防卻感到不快——勸告他：「不要同時去做兩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對此，肯尼迪以心臟有規律的張縮作比方來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臟一樣——有收縮，也有舒張。」

　　§他對戰爭和「贏得勝利」的態度

　　約翰·肯尼迪無論是和父親一起在英格蘭時，同海軍士兵們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為他的哥哥和妹夫舉行的追悼會上或是作為國會議員出訪亞洲和中東時，都看到過常規戰爭的醜惡一面。但是核戰爭卻是無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由於科學的創新以及人類不能控制彼此的關係，」他說，「我們恰巧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世界上通過武裝衝突解決國際問題的時代早已過去。」

　　他非常敏銳地覺察到，處在一個美國和它的主要敵手都能在幾分鐘內摧毀對方社會的世界上，統治國家的責任何等重大。他說：「這一點使問題的性質改變了。」

　　它改變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問題。我認為許多人並不
　　真正懂得這個變化……到了那一天，發生了大規模的交鋒，
　　那末末日就來臨了，因為你們在談論的是……在頭十八小時

　　裡將有一億五千萬人死於非命。這相當於美國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經歷了五百場第二次世界大戰。

　　約翰·肯尼迪並沒有因為這些死亡數字而感到煩擾。他常常公開引用這些數字，不過這些數字也沒有使他驚惶失措或喪失意志。為了防止在核訛詐面前戰敗，他仍然願意冒一場核戰爭的最後風險。在這種風險面前，他既不畏縮後退，也不挺而走險。在維也納同赫魯曉夫會談之後，他聽取了一次絕密的、高階層的關於核交鋒種種後果的情況彙報，這一事實曾被人大肆宣傳。其實這次彙報是例行公事。它顯然正如人們所講的，並不是肯尼迪早先關於建立放射性塵埃掩蔽所的決定的依據。在彙報過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對面。據我看來，他並沒有顯得「大吃一驚」，也沒有象某些報道所說的那樣有任何別的情緒緊張的反應。

　　然而，這次情況彙報卻證實了他已經知道的這些冷酷事實：（1）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能「打贏」（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義來說）一場核戰爭；（2）除了遏制蘇聯的全面進攻以外，我們對共產黨國家的每個行動發出要進行「大規模報復」的威脅，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為現在它會招致我們自己的毀滅；（3）「先發制人的第一次打擊」或「預防性戰爭」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願考慮的，因為甚至導彈的一次突然襲擊在擊中目標前便會引起一場災難性的報復，這是兩國中任何一國都不願冒險或不願接受的。同時，儘管雙方都聲稱已經準備就緒，沒有一方已經發展起一種能對付導彈的可靠防禦，甚至連獲得這種防禦的前景都還沒有。總統指出，不管誰先打第一槍或不管誰最後被消滅，「反正不會有『勝利者』。所以在一個人類能毀滅自己的時代裡，我們不得不……小心行事。」

　　從我同肯尼迪共事時起，我聽到他最愛用的一個詞就是「估計錯誤」。早在他閱讀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這本書推薦給他的助手們閱讀——他在哈佛大學求學時曾選修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這門課。他說，這門課使他認識到，「那些相對地說來是不相干的國家多麼迅速地在幾天的時間裡就被捲入了戰事。」他又說，這些國家的領袖就象現在他們的繼任人這樣，也談論著軍事力量能維護和平，但是單靠軍事力量卻沒有能維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兩個德國領導人就那次大戰的起因及其擴大的談話，一位前首相問道：「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他的繼任者說：「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總統說：「如果這個星球受到核戰爭的毀壞，如果那場浩劫的生還者能經受住大火、毒氣、混亂和災難而倖存下來的話，我可不希望這些生還者中有人會問另一個道『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並得到這種難以置信的答覆：『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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