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83)_西奧多·索倫森

八三

　　肯尼迪還從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終身任職的聯邦法官，比歷史上任何其他總統所任命的都要多，包括在合眾國大陸上第一次提名兩個黑人擔任地區法官。他任命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主要黑人律師、有才能的瑟古德·馬歇爾到上訴法院任法官。他提名其他三人，包括第一個黑人女法理學家、他競選初期的助手馬喬裡·勞森夫人，到哥倫比亞特區法院任職——總共幾乎有一半的黑人法官是由白宮提名的。（雖然在某一州裡，「參議員的禮節」性活動相當厲害地限制了他對法官的選擇，但是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他任命那些經歷並不總是使他滿意的南方法官，並不是同南方參議員「等價交換」的結果。在查明未來的法官會遵守憲法和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後，司法部才向總統提名。在這一過程中，至少作過兩個錯誤的判斷。不過總統說，這些法官總的來看「或許象實際情況那樣，抱有南方的普遍觀點，但在履行就職宣誓方面卻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新舊政府交接的初期，肯尼迪曾要求副總統約翰遜主持幾個有關政府簽訂契約和雇用人員等方面的反歧視委員會，並探索如何加強它們的權力。3月間，一項新的行政命令把以前的政府簽訂契約和就業委員會合併成為單一的總統就業機會均等委員會。它的管轄和審批範圍擴大了，涉及大約兩千萬名受雇人員，這是一支相當大的勞動大軍。

　　沒有一個承包契約被取消。總統和司法部長時常對委員會的工作進度感到不滿，並對它那冠冕堂皇的統計數字感到懷疑。可是終於出現了重大的突破——在紡織廠裡，黑人過去僅僅當清潔工；在飛機廠裡，黑人過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請工作；而這次在數千種新的職務和管理崗位上種族歧視被突破了。

　　在所有這些旋風般的活動中——在黑人選舉權、黑人教育以及黑人就業這幾個領域內——還缺少一個組成部分：立法工作。在整個1961年中，根本沒有做過立法工作，只是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地擴大了民權委員會工作。1962年的立法工作只限於在選舉權領域內的兩項努力——阻止歧視性的文字測驗，以及根據憲法修正條款取消人頭稅。^①要通過上述第一項措施的希望在參議院落空了，因為當時它連結束辯論以提付表決所需要的多數票也沒有獲得（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數）。這使兩件事變得非常清楚：（1）要使它通過，事實上必須得到共和黨儀員的一致支持，而這是辦不到的，（2）阻撓議事進行的議員將會扼殺總統提出的大多數其他法案，包括那些能為黑人和白人提供較好的住房和較多的就業機會的法案。關於在聯邦選舉中禁止徵收人頭稅的問題，這已經爭取了二十年。總統在1947年剛當選眾議員後就曾為此投下了他最初所投的一票。這時，這項法案終於經兩院通過，並經總統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在各州州議會大力促進，成了憲法第二十四條修正案。總統相信，僅僅由於這條修正案而得到投票機會的黑人和不大富裕的白人人數，就會對他1964年在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爭取重新當選的競爭產生影響。

　　①人頭稅是為了限制黑人和貧苦白人投票而設置的，不能納稅的人便失去投票資格。——譯者

　　黑人領袖還談論繞過國會行事，因為歷史上，國會與其說是一個爭取民權立法的戰場，不如說是一個埋葬民權立法的墓地。他們還談論通過行政方面的進一步努力來爭取平等的投票權、教育權、就業權和其他機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羅伊·威爾金斯應總統的要求，於1961年2月遞交給我一份六十一頁的備忘錄，為行政行動提供了新的領域。馬丁·路德·金提出了一份更長的文件。兩個文件都談到在第一篇解放黑奴宣言發表一百周年紀念日或在這一天之前，公佈一項內容全面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說「第二篇解放宣言」。^①

　　①後來，行政命令以及在住房、就業、教育、聯邦管理和其他公共活動方面採取的行動，就相當於公佈了這樣一篇宣言，其成就也許還超過了這樣一篇宣言。

　　然而，這些領袖們不能公開接受總統所作出的關於不進行一場不能獲勝的立法鬥爭的決定。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認為任何一項法案能獲得通過，但他們必須對自己的選區有所交代，同時他們對失敗所帶來的惡果似乎不象總統看得那麼嚴重。金希望舉行更多的「爐邊談話」。威爾金斯則抱怨肯尼迪「過分謹慎」。象一百年前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人士一樣，他們責備總統優柔寡斷、含糊其詞並向後退縮。

　　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誠懇的、密切的。總統、司法部長、司法部副部長伯克·馬歇爾、白宮顧問助理李·懷特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路易斯·馬丁都經常同黑人領袖保持接觸。黑人領袖們知道他們有一位願意傾聽並瞭解意見的總統。當威爾金斯和一個代表團敦促他提出立法議案的時候，他們對總統拒絕改變方針時所顯示的魅力和堅韌意志，以及他歡迎他們施加壓力「以抵消來自另一方面的壓力」時所表現的坦率，全獲得了深刻印象，1963年林肯誕辰那天（傳統上只由共和黨人予以慶祝），總統在白宮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招待會，有一千多名黑人領袖和民權戰士參加。他們對他的戰略所感到的不滿多少已有所緩和，因為總統對他們相當尊重——不帶一絲優越感，不把自已看作應享受優越地位的人，而是象他對所有美國公民那樣，尊敬和重視他們。多數黑人領袖是精明的評判者，他們很明白，哪些政治家深深懂得他們的重要價值，而哪些人則主要是看重他們的選票，——雖然肯尼迪開始時也許更多地關心他們的選票，但到了六十年代，上述的第一種情況，對他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而且，黑人領袖們還感到滿意的是，他確實打算行使總統的全部法定的和道義的權力，以取得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巨大的成績。由於最高法院1954年作出了取消種族隔離的決定，民權鬥爭就加速開展起來了。在以住的年代裡，推動民權鬥爭的擔子基本上是落在司法部門肩上的（雖然杜魯門總統取消武裝部隊裡種族隔離的那道行政命令，在早期是一個顯著的成績）。立法部門在1957年和1966年作出過微小的、但意義重大的貢獻。現在，到了1961年，行政部門通過訴訟、談判、道義上的勸告、行政命令以及總統的行動和指示等方式，史無前例地把全部權力都投入了爭取民權的事業。

　　也許最重大的改變是，總統迅速而積極地在公眾中一般地支持平等權利的原則，特別是支持最高法院關於取消種族隔離的決定，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變化了。那些現在看來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個與現在迥然不同的年代裡幫助樹立了一種全新的風氣。例如，政府官員拒絕在實行種族隔離的聽眾面前演說，並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們抵制參加實行種族隔離的私人俱樂部。（阿瑟·克羅克憤怒地說，華盛頓的大都會俱樂部拒絕接納黑人的規章，總統是管不著的。後來，當他怒氣衝衝地說，政府有意不讓剛果叛亂領袖莫瓦澤·沖伯前來我國時，總統對格裡狄龍俱樂部講，他將邀請沖伯到美國來，如果克羅克肯邀請沖伯到大都會俱樂部去的話。）

　　行政當局還用譏諷的語調通知格蘭特第三領導的紀念內戰一百周年委員會，他們只能使用非隔離性的設施。美國各個職業介紹機構全接到通知，要它們拒絕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徵聘書。聯邦各雇員工會和娛樂團體也得到通知，凡實行種族歧視的都不予承認。總統出席併發表演說的新聞俱樂部午餐會，不再全是白人參加了——他的特工隨從人員和白宮的汽車司機也不全是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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