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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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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供求關係變化而引起的有選擇性的價格調整,調高或調低,這與總的物價穩定和銅價穩定的結構不是不相容的,這是任何健康的經濟都有的特徵,它和全面漲價是不一樣的。可是這篇聲明所講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國鋼鐵公司和伯利恒鋼鐵公司宣佈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選擇性的漲價,而惠林鋼鐵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產者又把價格調低到接近于它們的水平,結果使價格平均僅上漲了百分之一多一點。這次漲價只涉及全部鋼鐵產品的三分之一,而幾個月以前有選擇的減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響。總之,雙方的行動防止了另一次大規模的對抗,同時也反映了過去十二個月中政府與企業界之間關係的不斷改善。 自從就職以後,他曾經反復談論著融洽和合作這一主題:「政府和企業決不是天生的敵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總統除了向主要的企業組織發表演說並專門為企業問題的作家舉行記者招待會外,還積極主持在白宮為一批批人數不多的企業界領袖舉行的會晤、午餐會和招待會,對他們的問題表現出真正的興趣,並使他們也更為充分地瞭解他所關心的問題。他同銀行家戴維·洛克菲勒就國際收支問題公開交換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賦稅和預算計劃向經濟俱樂部發表的演說,都得到了企業界的好評。但是在所有這些呼籲和露面中,總統只是解釋他的政策,而不是改變他的政策。 在企業和政府之間的衝突達到高潮時,一幅英國漫畫描繪了一個發怒的美國經理人員對另一個經理人員說:「肯尼迪這傢伙認為是他在管理這個國家!」這個標題是正確的。他的確是在管理這個國家。 ◎第十五章 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1953年,約翰·肯尼迪是平和而不為人注目地贊同民權立法,認為這是同他的道義直覺相一致的一種政治需要。 1963年,他則是深沉而熱烈地獻身于人權事業,認為這是同他的政治直覺不一致的一種道義上的需要。 在他終於喚起全國注意的各種各樣全國性弊端中——不僅是喚起政府某一部門或政黨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喚起全國的注意——歷屆政府竭盡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種族歧視問題。在他作為總統所作的各項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過於他不僅要使這種歧視非法化,而且還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視是錯誤的。用理查德·羅維爾的話說,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種族隔離或歧視在道義上是無法辯護的,在社會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許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時也受到許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駡,因為他是抱有這種信念的第一個總統。 1963年,美國的黑人革命比以往更為迅速地高漲起來。約翰·肯尼迪並沒有發動這場革命,他也絕對無法制止這場革命。但在1963年,他表達了自己對這場革命的崇高願望的支持,並幫助指引了革命的奔騰潮流。正如許多人所敘述的,他不是由於他無法控制局勢而被迫採取這種立場的。相反,他所表現的同情,他所集合起來和任命的人員,他置身於這場革命前列所顯示的勇氣,這一切都助長了南方黑人領導階層內要求改革的氣氛和滿懷希望的因素。假如白宮和司法部所抱的態度不是如此,他們大概就不會冒風險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施加新的壓力了。 他執掌總統大權後,加速了自己觀念的改變。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他不打算允許南方的州長和其他人藐視法庭和他的職責。他是爭取自由的發言人,同時他也認識到,種族壓迫是美國自由的污點。他對失業者、收入過低者、退學者和貧民窟居民都表示關切,同時也看出黑人中被迫處於這種境地的人數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種族歧視會造成分裂和浪費,約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國團結才有力量。種族歧視是不合乎理性的,而他卻是講理性的。種族歧視是不民主的,而他卻是一個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為民主黨人之前就是如此。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挑戰,是一場危險的、不得人心的爭論,也是我國最緊要的國內問題,而他是一位決心應付一切挑戰並留下名聲的總統。 首先,一種深切的正義與公平的觀念推動他這樣做。他不止一次宣稱:「我不是說所有的人在其能力、個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說他們在發展他們的個性、意志和能力方面應有平等的機會。他們應得到公平的機會發揮他們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為人為的、武斷的種族歧視觀念所束縛,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沒有把黑人當作黑人來對待。而在1963年,這種天性又使他對那些不願接受他的關於公平對待黑人的基本義務的人也不予重視。他在1963年6月19日的民權諮文的結束語中對國會說;單純的正義感要求通過這項計劃,「這不僅是出於經濟效率、全球外交和國內穩定等原因——首先是因為這是正義的。」 在1963年6月總統發出那篇諮文之前,他已渡過了漫長的、艱苦的歷程。這個歷程始於1961年1月20日,那天約翰·肯尼迪坐在白宮前面嚴寒凍冰的看臺上,檢閱總統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進的彩車和樂隊隊伍中,海岸警衛隊的儀仗隊裡竟然沒有一個黑色面孔。那天晚上,他打了個電話給財政部長狄龍,因為海岸警衛隊是歸他那個部管轄的。這就需要在招募工作中作出特殊的安排,而在1962年海岸警衛隊學院在其八十六年的歷史中將錄取第一個黑人學生。 下一周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總統提到了這件事。他要求每位閣員檢查一下自己部門的情況。他強調他所關心的不僅是在人數上,而且是在各級崗位——如外事機關,高級決策、專業和管理工作——的任職機會上。在肯尼迪自己最早任命的人員中有副新聞秘書安德魯·哈徹和住房建築與房屋財政署署長羅伯特·韋佛,兩人都是在他們黑人中「第一個」擔任這種職務的。 在以後的一百天、一千天裡,總統的告誡受到了重視。黑人第一次被任命為駐非洲及駐歐洲國家的大使、合眾國的檢察長以及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方長官。(自從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在將近一世紀前擔任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警察局長以來,這個職務第一次又由黑人擔任。)奉命擔任聯邦高級職務的黑人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國務卿幫辦、一名勞工部副部長,以及幾個部門和委員會的成員。在多數部門裡,擔任高級專家或管理職務的黑人人數增加了好幾倍。例如,在司法部,黑人檢察長的人數從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這些新任命的人中有些是從內部晉升的。其他人則是通過特別的人員充實計劃以及文官委員會、外事機關和其他機構所召開的地區一級的會議聘請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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