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75)_西奧多·索倫森

七五

　　但是肯尼迪總統不肯抽手旁觀讓罷工發生。有些人說一次罷工會使雙方迅速頭腦清醒過來，他對這種說法卻感到懷疑。他說，「這不是一個可以折衷處理的純經濟問題。這對雙方來講，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他們會長期堅持下去，達到國家不能容忍的地步。」二十萬工會會員罷工，立即會使五十萬其他的鐵路雇員無事可做。他的經濟顧問估計，三十天后，受到波及的工業部門的癱瘓將使大約六百萬非鐵路工人閑著無事，這將是1930年以後最糟的失業情況。

　　因此，1963年6月，隨著「最後」條例的最終修改和罷工限期的接近，總統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是要求雙方再次探索解決辦法。勞工部長沃茨幾個月來一直與副部長詹姆斯·雷諾茲一起，日日夜夜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這時，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象過去每一個公正無私的建議的實際結果那樣，鐵路當局接受了，但鐵路的兄弟工會卻不肯接受。

　　新的限期只剩下最後一天了。總統與當時的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就可以代替立法措施的各項辦法進行磋商後，建議雙方接受司法部門的仲裁。這是法律上的一個極端的行動。我同在雅典出席世界律師協會大會的首席法官沃倫取得聯繫，他表示他一向不願看到最高法院法官捲入其他事務中去。總統也贊同這種見解，但感到在這一緊急時刻不得不干預。鐵路資方接受了這項建議，而工會卻愚蠢地沒有接受。沒有幾星期後，一個工會領袖向我吐露，他們拒絕戈德堡的建議是錯誤的。

　　不過這個惹人注目的建議至少達到了一個目的，它使全國和國會注意到了行將把他們捲入的這場危機。在內閣會議室同民主黨國會領袖舉行的一次爭論激烈的會議使總統確信，他們完全不願大膽地提出任何阻止罷工的法案，而且那天顯然也不可能通過什麼法案。那天下午，離開限期只有幾小時，總統在與鐵路的主要談判負責人的私下會晤中取得了再一次的延期，使他的勞資問題諮詢委員會所屬的特別小組委員會能就這些問題提出報告。他希望在此期間有新的突破，主要的根據是，他任命了兩個人參加該小組委員會，一個是沒有捲入這次罷工的可以信賴的鐵路工會領袖，一個是為某些同事懷疑為「軟弱」的開明的鐵路公司總經理。在接下去的日子裡，有好幾次都似乎即將達成協議，但每次都沒有成功。

　　最後，所有的延期辦法，現有的程序和個人的呼籲都已用盡，對付災難性罷工的唯一抉擇就是採取立法措施了。但是可供選擇的立法措施看來都成問題。有些立法仍然允許罷工，有些僅僅是維持現狀。有些要求對勞工進行懲罰，有些要求使他們受惠。還有些人建議總統接管鐵路，這個解決辦法既不解決工作條例問題，也不對資方的合作態度予以肯定。鐵路工會的一個代理人要求由參議院勞工委員會予以仲裁，因為他曾給予該委員會的成員很多的競選捐款。有些資方代表要求對鐵路勞工法作出永久性的修改，把強制性的仲裁寫進去。

　　總統希望避免在鐵路或其他任何工業部門中出現一個純強制性仲裁的先例，所以最後決定通過了一個臨時決議，要求州際商務委員會通過爭議中的就業保障條例，並權衡這些條例對勞資雙方以及對公共服務的影響。州際商務委員會已被授權對鐵路合併後的就業保障安排作出判斷。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有條不紊的解決辦法，它滿足了國會領袖們的要求，即我們不要把一個「純」強制性的仲裁法案提交給他們。但是，深信對州際商務委員會抱有成見的鐵路工會，竭力展開院外活動反對這項建議。最後，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特點被丟棄了，通過了一個完全強制性的仲裁法案，並由總統予以簽署。這是我國和平時期歷史上的第一部這種法律。沒有一方感到滿意，鐵路工會也譴責總統——然而罷工卻避免了，而經濟則繼續增長。

　　§1962年的鋼鐵價格爭端

　　一個強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團對總統反通貨膨脹的努力——以及對總統的職權和責任的最直接、最危險的挑戰，是來自1962年的鋼鐵工業方面。

　　雖然約翰·肯尼迪和美國鋼鐵公司之間的戲劇性對抗在那年4月份才達到了高潮，總統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對此感到關切了。在他就職之初與戈德堡部長（他以前是鋼鐵工人工會的法律顧問）進行的一次談話中，就對鋼鐵價格的任何提高會影響到國際收支和反通貨膨脹的努力的問題表示關切。

　　總統的關切是很有根據的。鋼鐵工業不僅是我們最大的工業部門之一，而且它的價格幾乎對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它在美國經濟中起著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產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資本商品和消費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致它的價格的高低長期來就是所有工業產品價格的前導。「鋼鐵價格上漲，通貨膨脹也就隨之而來」，這是長期以來正確地總結起這個國家價格動向的一句精闢的話。

　　1948年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曾責駡該工業部門提高價格，他預言這種增長會迫使其他物價上升，並鼓勵勞工提出進一步的工資要求來。他的責駡雖屬徒勞，但他的預言卻不幸而言中了。在1947年到1958年間，鋼鐵價格提高了一倍多，比其他工業品價格的增長速度要快三倍多。經濟學家估計，1958年以前，批發價格指數上升的最大一個因素就是鋼鐵價格的提高。

　　這一方面應責備勞工。由於少數公司的支配性影響，參加鋼鐵勞資談判的雙方私下都認為，資方對談判達成的任何工資調整，只要調整鋼鐵價格就可以支付。結果，鋼鐵工業工資的增長在1947年和1958年間比生產率的增長還要快，而鋼鐵價格的上升甚至比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還要快。

　　從1958年以後，鋼鐵價格一直是穩定的，而批發價格總的說來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們的國際收支和黃金儲備則遠遠不是穩定的。在以往幾年中，美國鋼鐵價格上漲的速度遠比我們海外的競爭者要快，我國在世界鋼鐵出口市場上所占的份額於是不斷下降，而外國輸入我國的產品則增加了三倍多，這在1957年到1961年間幾乎占我們國際收支逆差增長數的四分之一。構成美國出口耐久商品極大部分的美制機器、機床、設備和車輛，也有賴於鋼鐵產品及其價格——正如我們出口的大部分其他重要商品一樣。1961年，肯尼迪總統看得很清楚，鋼鐵價格的另一次較大的上升很可能不僅會引起一次新的通貨膨脹，而且會帶來災難性的國際收支逆差和黃金的外流。

　　那年，他眼前最關心的是，鋼鐵工人的工資預定在1O月1日將自動增加，而正如報刊上所報道的，鋼鐵工業界越來越多地談論著屆時鋼鐵價格將上漲的事。10月1日增加工資一事是根據1960年的一項協議所允許的第三次，也即最後一次的增加。那個協議結束了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鋼鐵工人罷工。在副總統尼克松贊助下達成的這個解決辦法還帶來了一個頗有根據的傳說，說各鋼鐵公司已同意在選舉之前不提高價格。肯尼迪同協助擬訂那份合同的戈德堡商量，是否應該請求鋼鐵工會為了國家的利益放棄在10月1日提高工資。但是這將給勞資談判達成的合同的穩定性造成一個不可信的先例。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資這一步驟是在日益增長的生產率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的，能夠在不提高價格的情況下辦到。經濟顧問委員會指出，每噸鋼鐵的勞動力成本並不比1958年為高，但鋼鐵界後來對這些數字表示了異議。戈德堡部長告誡說，真正的問題將在於1962年一個新合同的談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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