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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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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功了。在肯尼迪政府期間,物價一直是穩定的,其穩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內,或者在同一時期世界任何其他工業國家內都是無與倫比的。在戰後從衰退走向復蘇的過程中,生產和收入在增加,而工業品的批發價格實際上卻下降了,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在肯尼迪就職後三年,批發物價的指數比他就職時要低,而消費物價的指數則比較穩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貨膨脹要低很多。國民產值、企業利潤和勞工收入都確實有了創記錄的提高,而且也沒有因為物價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減少。 這一成就雖然部分是由於自1958年以後物價一直都很穩定,部分是由於人力和物力持續有所剩餘,加上國外的競爭日益增長,但多少也由於總統的堅強領導。有一個觀察家寫道,「自從格羅弗·克利夫蘭時期以來,一個民主黨總統成功地穩定了國內美元的價格,這還是第一次。」 這些成就不是通過強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辦法來取得的,不是通過由政府代企業或勞工來規定物價和工資的辦法來取得的,也不是在沒有給肯尼迪總統同企業界和勞工界的政治關係上造成某種冷淡的情況下取得的。而這就是本章實際所要報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數國會議員都贊同通過一些經濟措施,只要這些措施是針對著別人的州的,大多數企業界領袖和勞工領袖都反對為了對方的利益使通貨膨脹,而不反對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貨膨脹。總統運用自己職務上的威信和輿論的力量對勞資雙方所作的決定施加了壓力——他頒佈了一些經濟方針,使他們只能在這些方針所允許的範圍內制訂價格和集體議價——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說的,他認為他的職責應是一個「全國利益的積極維護者,而不是充當互相衝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極的中間人」。因此,勞資雙方不時都對他表示怨恨,這是不足為奇的。 沃爾特·赫勒把總統控制工資和物價的辦法稱作「利用職權施加壓力的」辦法。肯尼迪的辦法不是以任何法令為根據,也沒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持。有一天,他幾乎用忌妒的口氣評論戴高樂在法國所使用的同上漲的物價作鬥爭的各種武器和控制辦法——一系列給人深刻印象的權力。這種權力使得那種認為歐洲的通貨膨脹最終會使我們的國際收支相等的論點變成了問題。但是他試圖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彌補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權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於擬出各種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國會提出的有關消費者利益和建立一個消費者特別委員會的第一個總統諮文。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圖降低住房、運輸、教育、保健、藥物、信貸和其他項目的價格,並且通過加強反托拉斯法、降低關稅和刺激小企業等辦法來增強競爭能力。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務司以創記錄次數的檢舉起訴特別成功地打擊了定價的人,這不僅粉碎了他們的陰謀,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軌行為。有利於「公平交易」或維持轉賣價格的法律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至於刺激購買新機器的賦稅規定,其目的在於促進較高的生產率,因為這樣能夠增加利潤和工資,而不致抬高物價。 但是大部分努力並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運用沒有先例的、始終不斷的、孜孜不倦的「施加壓力的」辦法方面——這體現在對勞資雙方發出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警告中,在總統諮文中、在記者招待會上和發表的演說中,還體現在對勞資雙方召開的會議所發表的講話中、致勞資雙方的談判代表的信件內以及同他們的領袖私下舉行的會議上。 肯尼迪的智慧大部分表現在兩種新的手法上: 第一是借助于總統的勞資政策諮詢委員會,它的成員來自工會、企業界和公眾。過去,這種三方組成的機構在和平時期一貫總是失敗的。這一次卻成功了,它保持下來,成為在協調勞資關係和維持工資一物價穩定方面,通向總統和為總統利用的一個有用的渠道。 第二是闡明全國的工資一物價指導方針,它是經總統批准在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擬定的第一個年度報告中宣佈的。這些指導方針是聯邦政府提出一項總的標準的第一次嘗試,公眾可以根據這個標準來衡量工資和物價的增加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這些指導方針強調,不可能制訂出十分嚴格的規章來,它們的基本原則是承認這一事實:即勞資雙方應從較大的生產率中獲得較大的利益;由於新的技術和機器使每一工人在每一工時內能為雇主生產吏多的產品,這項節約將使利潤和工資都可以增加而不至於提高物價,甚至有可能降低物價;另一方面,用提高物價來支付高工資這種辦法,只會將負擔轉嫁到國民經濟的其他方面,結果造成了對每個人的利益都有害的通貨膨脹。這些方針當具體應用到個別工業部門或公司時,引起的爭議比解決的問題還多,不過它們是把公眾利益的觀念勇敢地注入了過去長期被忽略了的一個領域。 1963年,總統在對報刊編輯的談話中駁斥了這樣的見解,即認為有關私人工資一物價問題的決定根本與他無關。他說,如果這些決定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突然罷工,那末根據法律,這就成了他的事情。如果這些決定破壞了國際收支的平衡,那末維持我們海外的駐軍也就成為他的事情。他說,「等到事情搞糟了……如果我們再發生一次經濟衰退,美國總統就要受到責備,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事情。」 §勞工關係 在他任職期間,這種「施加壓力的」辦法一直加以使用,並且取得了成功。在肯尼迪的任期內,平均的工資增長率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任何可比時期相比是最低的。這種增長率通常控制在「指導方針」規定的限度之內,並比我們的歐洲貿易競爭對象的工廠中當時的增長率要低。但這並不意味著勞工在肯尼迪執政時期日子很不好過。生產率的提高使非通貨膨脹性的增加工資成為可能的了,同時隨著衰退的結束,每週的工作時間又恢復了正常。因此,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第一次提高到每週一百美元,另外美國又增加了二百七十五萬以上的男女工人,所以勞工的總收入上升到了創記錄的水平。 然而,事實仍然表明,大多數工會領袖是聽從肯尼迪的勸告的,他們的工資要求都比較適度。在一次對美國汽車工人工會講話以後,總統對我說,「這部分是出於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上周我到商會去,談起我們為企業和營利正採取的各項措施——他們並不鼓掌。我到美國汽車工人工會去,告誡他們必須有所節制,要遵循指導方針,不要提出不合理的工資要求,他們卻為每句話喝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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