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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威爾伯·米爾斯,如同前一年在處理貿易法「小」賦稅和其他法案時所證明的那樣,是一個極有幫助的夥伴。他為他的同事們所尊重,他對自己的工作有很豐富的知識,並且是一個細心的有計算頭腦的人。沒有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能夠比他更牢固地控制著自己的委員會。1958年他擔任撥款委員會主席時提出的第一個法案遭到了失敗,他為此感到很窘,從此,這位阿肯色州眾議員在沒有獲悉他的法案會獲得通過之前,就決不向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他工作起來總是慢吞吞的,小心謹慎的,深思熟慮的。有時,冗長的聽證會和拖延時日使總統惱怒。「你知道嗎?」有一天他對我說,「英國人也有一個按比例來說比我們更大的減稅法案,從準備、提出、通過到付諸實施,目前已在從中得到好處了,可是我們卻還在舉行什麼聽證會。」

  最後,當眾議院準備投票表決時,總統再一次在電視上發表講話。這一次演說稿曾經再三推敲,使其簡單明瞭。有一份草稿是經濟專欄作家西爾維亞·波特草擬的,因為總統很讚賞他的文章。文章中插入了若干例證,說明法案將會如何減少一個典型家庭繳納的稅款,而他們節省下來的稅款如何又將會用來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總統喜愛的一些統計數字如;每天應提供一萬個新的就業機會;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平均每四十四個月就出現一次衰退;六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的青年將比五十年代多七百萬。演說還包括了一些他自己慣用的句子:「我們需要減稅,使現在這股勢頭的動力不致消耗光」;「我們這個國家是整個拱門的拱心石」等等。

  這次演說獲得了成功,這項法案也獲得了成功。

  肯尼迪的賦稅法案,最後借助于他的繼任人終於制定為法律,這項法律頒佈的前後,對美國經濟帶來了一個空前的發展時期,這項法案及其成果已成為約翰·肯尼迪在經濟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堅韌性的紀念碑。對於曾經長期支配這個國家的那些最為頑固的財政上的神話和恐懼心理來說,這座紀念碑標誌著對它們的斷然的否定。雖然國際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國會阻止他過分倚恃民主黨慣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預算案這種補救辦法,但是他還是擺脫了陳規,開創了新的途徑,從而打破了戰後經濟衰退的趨勢。雖然我們不能說全國和國會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時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學觀點,但是他的行動比一代人的演說和講學更能闡明一度被稱為「沉悶的科學」的經濟學。

  在制定這項法案的過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他在一封給加爾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國際收支方面的一個特別問題提供資料,他要求提供「你認為適當的、盡可能多的技術性細節,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個非職業經濟學家討論問題時可能感到的那種限制」。對此,他還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學拉斯·尼克松的指導下上過經濟學A課程的人,對經濟學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他在經濟學A課程中學了些什麼,他在白宮卻接受了良好的經濟學教育。作為一個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個好學生,而就整個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好老師。

  ◎第十四章 反通貨膨脹——鋼鐵價格的爭端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群眾大聲疾呼道:「記住,如果你們希望通貨膨脹,希望物價上漲,你們就投我們對手的票。」1961年,許多專家認為,副總統的推論是錯誤的,不過他的預測倒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設想隨著經濟的恢復,通貨膨脹是肯定無疑的。然而約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預測也同樣是錯誤的。

  專家們對肯尼迪並非缺乏信心。他們只不過知道,在經濟迅速發展時期,物價通常總是上漲——肯尼迪增加國防、空間和反衰退等開支,就會造成據信將引起通貨膨脹的那種龐大的預算赤字——民主黨人對工農一貫的同情通常會導致較高的工資和糧食價格——民主黨人對高利率和緊縮通貨的一貫反對也會招致通貨膨脹——而且總統無權阻止強有力的工業界和工會採取提高物價和增加工資的措施。他們估計在致力於制止通貨膨脹的共和黨政府的連續任期內,物價上升了近百分之十,那末又怎麼能希望致力於更大的經濟增長的民主黨人肯尼迪做得更好些呢?

  但是約翰·肯尼迪卻決心要做得更好些。黨和歷史上的種種先例沒有能阻擋他這樣做,因為他面臨著一場世界性的對美元地位的威脅和經濟上的長期蕭條,而這種情況在現代也是沒有先例的。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產生了一種明顯而現實的危險,如果美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價格太高,這種危險就決不能避免。如果物價上升得象收入一樣快,那末他的整個經濟增長的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如果社會保險、法定最低工資和福利津貼等的領受人用較多的錢購買到的東西不比過去為多,那末這些錢的增加也並不代表什麼進展了。

  如果國防部和其他採購機構不得不多付錢少買東西,那末他想使預算案顯得精明節儉的努力,也就註定要失敗的了。如果通貨膨脹開始螺旋形地上升,他想說服聯邦儲備委員會長期保持低利息率的努力也就註定是白費的了。而他要幫助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領養老金的人、領年金者和其他顯然貧困的人——所作的努力將會象他的經濟諮文所說的,由於「對這些軟弱無力者的冷酷壓力」而受到最大的挫折。總之,除非打破這種慣常的通貨膨脹,否則他的整個經濟計劃都會受到損害。

  他並沒有被通貨膨脹問題纏住而置其他問題於不顧。他並不重視有些人所說的,通貨膨脹對我們的經濟比失業問題危害更大;也不重視另一些人的看法,即認為由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迫在眉睫,所以他們要反對增加開支和減稅的一切提議。但是他也不聽從人們輕易作出的誘惑人的辯解,甚至包括象。時代》雜誌這種保守主義的堡壘的說法在內。這個刊物在1962年6月1日曾經斷言,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是不能並存的,「通貨膨脹長期以來就是經濟繁榮的同路人」,「一個繁榮的、日益增長的經濟的代價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貨膨脹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貨膨脹的替代物……是經濟停滯或明顯的衰退。」

  他不贊同使經濟繼續蕭條,以便推遲反通貨膨脹的鬥爭。他也不願意緊縮長期信貸或回避必要的開支,來對付通貨膨脹。同時,他也不贊成在和平時期實行管制或者實行管得很緊的經濟制度。挑戰是明顯的,答案卻不明確。但挑戰一定得予以答覆。正如伍德羅·威爾遜倡議建立起一個現代的貨幣和銀行制度,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倡議採用了一套比較現實的預算政策,約翰·肯尼迪也認識到,新的國際收支問題已不允許使通貨膨脹的狀況繼續存在,於是斷定,對於在一個自由的、日益發展的經濟體制中物價仍不斷上漲這個甚至更令人困惑的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予以正視的時候了。

  一旦他承擔下了義務,他就不會回避。他同鋼鐵工業巨頭的這場戰鬥就是同這場通貨膨脹作鬥爭的主要標誌和主要轉折點。就象他在談到這場戰鬥時所說的,「大喊大鬧之後不能取得成功是沒有意義的。拿總統職務去孤注一擲,然後敗下陣來,那也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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