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53)_西奧多·索倫森

五三

　　他還說，同我們在馬歇爾計劃實施初期所作的努力相比，他的計劃就所負擔的費用而言，按比例只相當於當年的四分之一，但是需求方面卻比當時更大了。「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一下子對此變得這樣厭倦」，他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國會有它的責任，但是……沒有這項計劃，我就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盡到我的責任。」

　　但是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奧托·帕斯曼卻認為，他每年要盡到的責任就是盡可能多地削減掉一些對外援助。帕斯曼對總統個人的呼籲無動於衷，他並且在兩黨的北方和南方議員、保守派和自由派議員的支持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出外援計劃中的一些浪費和錯誤的事例來。由於國會經常挑剔、執行機構經常改組、撥款經常推遲，以及該計劃的最熱烈的擁護者經常改變重點，這項計劃未能自始至終保持高效率和吸引力。有勢力的選區或利益集團沒有一個是支持對外援助的。馬歇爾計劃至少對那些祖籍為西歐受援國的美國人具有號召力。然而幾乎沒有什麼選民同印度、哥倫比亞或是坦噶尼喀有密切的關係。

　　每一年肯尼迪總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損失，每一年總統也總稍許更尖銳地抨擊一下「一些口頭上反對共產主義蔓延……爾後又投票反對撥出必要的款項，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產生動亂和共產主義危險的那種人」。他指定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保守的私人企業的代表組成一個小組，審閱他的1963年國際開發署的要求，對此他私下承認，「明知是冒風險的」。這個小組在盧修斯·克萊將軍的領導下，建議在外援方面作一些削減，同時又為這個計劃作了強有力的辯護。但是帕斯曼一夥不理睬這種辯護，卻接受了那些削減，於是作了更大的削減——這下子肯尼迪可真弄巧成拙了。

　　肯尼迪倒沒有因立法上的挫敗而怨天尤人。在克爾、米爾斯或是德克森反對他的計劃取得成功後的第二天，他毫無困難地總能同他們一起工作，正如他的政府裡可以容納那些反對提名他的人那樣。他時常以兩句政治格言來提醒他的妻子和兄弟，不要對那些反對他和背棄他的人感到怨恨。這兩句格言是：「在政治生活中，一個人沒有朋友，只有同盟者」和「要寬恕，但決不要忘卻」。

　　但由於他得的票數和他的對手相差不大，他不能心存奢望，想去攻擊所有的共和黨議員或南方議員。他指著一份日益增劇的世界危機的清單對一個來訪者說：「我不得不拿國會當靠山，同他們疏遠我可經受不起。」肯尼迪在立法上受到的挫敗，以及通常隨之而來的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百分比的下降，全被看作是政治活動中常有的情況。他說，「個人的生活，以及國家和國際的生活，都是有節奏的，時起時伏……如果在一屆非常緊張的國會會期結束之後，我（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仍占百分之七十九，我會感到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

　　1961年10月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將以62：38擊敗尼克松時，我向他祝賀，他卻回答說，在他重新當選之前，得票差距還會起落許多次。他知道，他個人的鬥志和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百分比每逢國會冬季休會時期總上升，這絕非巧合。但是政府提出的大批爭執激烈的法案要求每屆會期比前一屆更長些。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坦率地說：「當國會不在市里開會時，我在多方面都輕鬆了不少。可是……我們不可能全離開市區。」

　　國會領袖告誡總統，他提交國會的法案超過了國會可以接納的數目——三年裡一總提交了1,054件——但是總統要想起引導作用，要想規定議程，要想開始幹起來。「他們反正只打算通過我提交的法案的一部分」，當我們在棕櫚灘準備總統1963年的計劃時，他對我這麼說。「如果我在1961—1962年提交的重要法案只有原來數目的一半，那麼他們也只會通過實際通過的一半而已。」除非一項法案「完全被閹割掉……弄得貌似成功而實質卻蕩然無存」，否則他寧可作出妥協，而不願使法案完全被否定掉——「在我們的某些政治立場上，而不是全盤作出妥協……在爭端上，而不是在原則上作出妥協。」

　　例如，他極不願意從最低限度工資法案中涉及對象很廣的條文裡把洗衣工人去掉。洗衣工人的困苦境遇是他在競選運動中常常提到的。但是不去掉這些條文就會全盤取消這個法案，從而使幾百萬其他工人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他親自勸說參議員伊斯特蘭將一項麻醉品改革法案提交大會並附審查報告，而這項法案中保護消費者的條款比凱弗維爾的麻醉品法案內容更為廣泛。這樣，他使凱弗維爾和消費者都贏得了引人注目的勝利，凱弗維爾自始至終都受到諮詢，但這個田納西人的助手卻指責政府沒有把他們獨特的建議列入法案，而那些建議要是列入的話，顯然會使整個法案被擱置起來的。

　　§1962年的國會選舉

　　此外，總統並不認為妥協或者挫折都是永久不變的。肯尼迪斷言，每一次妥協或挫折都可能成為將來一個比較有利於他的國會中所將提出的一個項目和未來競選運動中的一個爭論的問題。但是在1962年的國會競選中，他的任務是使國會至少保持象原來那樣有利於他的條件。

　　在他自己黨內，他並不打算排斥那些投票反對他的政治綱領的人，不過他明確表示了他的意願：他只為那些支持他的綱領的人展開競選活動。由於反對總統的民主黨人中的多數人，在他們一黨把持的選區裡既不想要也不需要他的幫助，反過來這就象有些人所說的，對總統來說倒不是一種「排斥」。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總統還在預選鬥爭中給予曾經幫過他忙的人以間接的幫助，即使這樣做意味著在幫助民主黨「守舊派」成員來反對向其挑戰的「革新派」。例如，有人設宴表彰布朗克斯的黨魁查爾斯·巴克利，宴會上收到了「喬、傑克、博比和特迪」肯尼迪父子弟兄四人聯名的一封頌揚電報，這時革新派就大發牢騷。雖然早些時候總統怠慢過紐約的「守舊派」頭頭，可是通常他對這類標記不太重視。總統注意到，一度驅使他遭到失敗的那些守舊派頭頭，現在全樂於聽從他的吩咐了，而革新派一旦當選往往也就成為守舊派。

　　肯尼迪在1962年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同共和黨人有關的，這個問題就是他想擋住中期選舉的歷史趨勢。除了1934年以外，中期選舉總使在白宮掌權的黨失去大約三、四十名眾議員席位和數目相仿的參議員席位。1960年，他多得的票數差距十分微弱，所以沒有幾個觀察家認為他有多大辦法能使共和黨席位的增加僅僅限於他公開承認的那十五到二十個眾議員席位。總統助理小阿瑟·施萊辛格在一份很有見解的備忘錄中說，羅斯福在1934年根本沒有為國會進行競選活動，這是中期選舉常規中的一個例外。而羅斯福在1938年和1942年為國會進行了競選，結果倒使民主黨在兩院都失掉了一些席位。這份備忘錄說，肯尼迪插手競選，只會挨駡，因為他是無法控制歷史趨勢的。為了不致因此失去威望，他應當置身於這場鬥爭之外。

　　有個傑出的共和黨人也建議說，一個總統應該只在非黨派活動中露面來體現他代表全國人民。但是肯尼迪卻說，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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