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51)_西奧多·索倫森

五一

　　有一天總統沉思著對我說，「假如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得在七十歲退休，世界將會成為什麼樣子？」然後他便一口氣列舉出那些經常和他為難的國會領袖和外國領袖的姓名來。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有人問到他對於艾森豪威爾根據葛底斯堡的那項保證^①提出的改革建議——總統和國會議員的任期應有限度——持什麼看法時，他回答說：「這類建議我在總統任滿以後也會提出，但不會在現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國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謂「民有、民治、民享」。

　　他知道他缺乏足夠的票數以通過他的任何一項徹底改革的計劃，因此無法在參眾兩院使多數黨得以貫徹它的意志。同時，過去改革的成績並不理想，使他對大多數新的改革建議都抱懷疑的態度。他的司法部確曾強有力地干預了最高法院處理的議員席位重新分配問題的案件，希望最終能削弱鄉村地區的保守分子對眾議院的控制。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們在他辦公室裡談話時他所說的，任何改革也無法結束當時存在於國會和白宮之間的根本敵對的狀態。他列舉出的理由是：

　　1．國會山上大多數民主黨人以前當議員時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黨在白宮執政。根據慣例和憲法，他們主要考慮的是他們自己的選區和州，而不是全國的利益。他們沒有在行政部門工作的經驗，「但是他們卻把你們這夥人看作是無能之輩，因為你們從未競選過公職。而且有些人還認為反對我要比跟著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對党的忠誠和責任對他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他們首先必須顧到自己。他們（眾議員）今年都要競選——就算我有這意思，我也不會去，也不可能去傷害他們大多數人。他們大多數人在上次競選中都跑在我的前面，並且大多數都是支持提名賽明頓或林登·約翰遜的。他們以為我使他們在貿易、民權或教區學校等問題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又幾乎幫不了他們什麼忙。」

　　3．「他們中的某些人現在不象在艾森豪威爾時代那樣重要了，參議院裡尤其是如此。公眾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轉移到了這裡，他們自身根本沒有得到多少聲譽。每當我要他們在援助、貿易或稅收方面給我更多的權力時，他們便認為我侵犯了他們的特權。」（我插話說：「他們也許是對的！」）

　　不久之後他公開地說：

　　坐在這裡（白宮）來看，國會顯得比我當參議院中百名議
　　員之一時權力更大了……從這裡，從賓夕法尼亞大街的一
　　端看到另一端，我看著國會的集聚起來的力量……那裡存在
　　著各種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科益和觀點……因此衝突是不
　　可避免的。

　　由於肯尼迪拒絕把立法工作交給立法部門單獨去搞而使這種衝突變得更加不可避免了。他詳細制訂出自己的立法計劃，並且鼓動公眾和個人為他的立法計劃施加壓力。沒有一項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後到他同意後。才由他的內閣向國會提出或由國會通過，送給他簽署的。他否決掉他不喜歡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撥款，不理睬他認為違反憲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並且為通不過的法案臨時採取行政行動。

　　例如，國會明文規定，聯邦政府雇員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資增加的範圍以內，同時私商雇用的洗衣工人也沒有列入這個範圍，但是總統卻指示行政機構各負責人務使聯邦雇員，包括洗衣工人在內，全領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

　　例如，當國會把設置聯邦藝術顧問委員會的一項議案打入冷宮後，他就下行政命令設置了一個這種委員會。

　　例如，他甚至在請求國會通過授權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種資金和權力以行政命令創設了和平隊，結果當國會在大約六個月後通過該項立法時，和平隊的工作早已全面展開了。

　　他認為沒有必要把每二項重要的國際協定都送交參議院作為一項正式的長期的條約請求批准，從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決的風險。對於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動議，他也沒有遵照艾森豪威爾的先例，請求國會作出批准的決定。他也沒有經參議院確認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顧問到國外去執行重大的使命，他派盧修斯·克萊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駐了七個月，還把馬克斯韋爾·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他對應召就行政部門還未作決定的一項公務作證的一個職業官員說：「告訴他們說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他行使行政部門的特權，制止國會的調查人員對國務院和國防部文職人員就他們在謄清演說稿時所作的個別刪改而糾纏不以他還抵制有權勢的國會委員會主席在退伍軍人年金、研究和防務等費用上，強行增加不必要的預算的嘗試。

　　增加防務經費（特別是增加製造B—70型飛機經費）的爭端，於1962年3月使這兩個部門幾乎正面衝突起來。權力很大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贊同空軍和工業界在製造新式的RS—70型飛機這一同樣毫無把握的項目上所施加的壓力，試圖阻撓總統再次扣住超出其請求所撥出的款項。委員會主席卡爾·文森故意在這項車事授權法案的措詞上做手腳，「指示」五角大樓在RS—70型飛機的項目上使用近五億美元（大致相當於總統要求的數目的三倍），藉以反映出他們對於總統不重視有人駕駛的飛機和無視國會意志所感到的憤懣。報告不僅指示，並且「命令、授權和規定」將該款全數用掉，同時還指出：「如果本文措詞構成國會是否有權如此授權的一次考驗，那麼就來考驗一下……（因為）國會在決定國策、防務或其他方面的作用這些年來已經日益減退了。」

　　麥克納馬拉敦促總統為反對這種措詞而戰鬥。民主黨領袖們則敦促他不要與文森糾纏不清。總統的法律顧問們告訴他，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他可以根據憲法上分權的原則，不去理會它的措詞。奧布頓恩勸他說，同文森在國會中進行任何戰鬥都會輸掉的，並且在將來的鬥爭中代價也太大。

　　肯尼迪採取了他的顧問們認為是不可行的一條途徑：由他去勸說文森撤回這段措詞。他邀請「這個沼澤地裡的狐狸」在辯論前的那天下午到白宮來個別聊聊，並到花園裡去一起散步。「卡爾大叔，」他當時這麼說，「使用這種語言以及我對它採取不理會的態度，這只會傷害我們的感情，傷害我們的國家。讓我來寫一封信給你，使我們倆都擺脫掉這一分歧吧。」

　　那天下午，我和麥克納馬拉就起草了那封信。隨後，我和奧布賴恩立即把信稿拿到文森的辦公室去。我們無法知道他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那封信強烈地重申了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敦促刪除「指示」字樣，同時僅僅答應按照相互禮讓的原則重新研究RS—70型飛機這一項目。^①但是文森卻很喜歡這封信，正式信件當天晚上就送出了。第二天，聚集起來準備在國會展開一場激烈的反行政部門鬥爭的議員們，聽到文森及其委員會溫順地撤回那段「考驗」云云的詞句不禁大失所望。總統不願顯得揚揚自得，只是說，如果每一部門都把自己的權力用到了極限，那就弄得「亂了套」了。

　　①政府對這個項目重新作了研究，但是始終沒有在B—7O型或RS—70型飛機上使用額外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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