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40)_西奧多·索倫森

四〇

　　因此，除了少數例外，他召集內閣會議僅僅是因為「我想我們應該開一次會了——自從上次會議以後，已經過了幾星期了」。並且，除了難得的幾次以外，這種會議總使他感到厭煩。在這種會議上，他不象過去羅斯福總統那樣，去同內閣成員們談笑，徵求他們在政治上的意見，建議他們自動提出各種問題來，或者在討論時請他們一個個發表意見。肯尼迪在這種場合是難得想這樣做的。

　　在肯尼迪的內閣會議上，沒有作出過任何重要的決定，也沒有認真討論過幾項重要的議題，特別是在外交事務方面。內閣作為一個整體召開會議，大半是作為一種象徵，它僅僅是提供情況，而不是討論磋商，是幫助促進各種聯絡渠道的暢通，是幫助保持內閣成員的團結精神並避免使肯尼迪受到廢除內閣的指責。在會上，沒有高級辯論，沒有經過精心推敲的說明，也沒有預先分發的文件。

　　肯尼迪主要依靠他的內閣成員，而並不依靠作為一個組織的內閣。與此相反，他認為
　　……內閣全體會議……是沒有必要的，難免浪費時間……
　　內閣官員處理的所有這些問題全是非常專門的。我每星期都
　　會見全體內閣官員，但是我們不召開全體會議。花一個上午
　　討論郵政局的預算，卻纏住了農業部長弗裡曼，這實在是沒有
　　多大益處的，農業部長有他自己的職責……如果問題牽涉
　　到勞工管理，那末對我來說，與商業部長霍奇斯和勞工部長戈
　　德堡會商會更好些。我認為我們將會發現我們的內閣比過去
　　任何內閣都重要，可是內閣會議卻並不重要。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型的正式會議也和這種情況差不太多，它們專門處理外交事務。麥喬治·邦迪總準備一份比較有意義的議事日程，事先還分發文件，總統對這樣的會議總比較感興趣點。他主持這種會議是十分道地的，他首先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就正在探討的形勢提供情報摘要，然後請國務卿提出他的建議，最後把問題向國防部和其他一些部攤開。

　　有時，肯尼迪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出一些次要的決定，或者「裝做」作出實際上早就決定了的比較重要的決定。出席會議的人數一般總保持在大大低於前幾屆政府的水準上，但仍然大大超出法定的要求。他強烈地主張所有重要的決定應在只有少數人參加的會議上作出，往往他只同他打算向其傳達決定的那個官員一起討論決定。「我們每週平均同國務卿、國防部長、麥喬治·邦迪、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副總統等開三四次會議，」肯尼迪在1961年說，「而人數大得多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會議，卻不那麼有成效。如果有較多的一夥人在場，要決定涉及高度機密的國家安全的問題是比較困難的。」

　　在出現一次危機的期間或者在危機以後，總統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總比較定期地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部分原因是把它作為記錄下所有負責官員的意見的一種手段，但是主要是為了制止外界的批評，因為這些批評往往把政府的機構和效率等同起來。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當有人問及外間傳說的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所採取的各種不同的立場時，他說，「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總統的一個諮詢機構。歸根到底，美國總統必須作出決定。這是總統的決定，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也不是任何集體的決定。」他這番話一點也沒有誇張，因為他常常否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成員的決定，而且至少有一次還否決了他們全體的決定。

　　有些人對於肯尼迪對待組織機構的態度嘖有煩言。霍奇斯部長就公開發牢騷說，應該更多地召開內閣會議。國務院的助手們私下抱怨說，如果在作出關鍵性的決策時他們不在場，那末他們的威望將蒙受損失。臘斯克國務卿則不滿地說，他不喜歡在「不負任何責任的索倫森和凱森那樣的人作出學究氣的評論的會議上」提出他的意見。他寧願把自己的論點只說給總統聽。不過總的說來，各部的首長都同意威拉德·沃茨的結論，即雖然沒有召開大量的正式會議，「總統和內閣之間……內閣官員之間」兩方面的聯絡通氣全達到了異常密切的地步。

　　§演說和聲明的審批

　　總統規定，所有重要的演說和國會證詞須由白宮審批，但除了在危急時期，這個規定是難得執行的。塞林格和他的班子以及特德·裡爾登審查日常的演說稿。邦迪和我的班子分別審查關於國內和對外政策方面的主要聲明。總統審查他自己的一些演說稿。有時遇到某個敏感的問題正在舉行聽證會時，他便要求我們事先對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行政部門證人的所有國會證詞加以協調，並在聽證會進行過程中加以檢查，例如在古巴導彈危機或是1962年的經濟與稅收前景等問題上就是如此做的。

　　這種做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國防部發表的有幾篇演說就變得不十分「炫耀武力」。一個國務院的助手獲得通知，他不得堅持自己在民權方面的不切實際的建議。不過這還不是一種完善的制度。有幾篇有爭議的高級聲明未經審批就發表了，而且沒有什麼方法去審批對新聞界或國會質詢所作的答覆。

　　最難審查的演說稿——而且如果不加審查，聽其發表又最為危險的——就是高級軍官發表的那些演說，他們的意見往往並不反映總統對於和平的看法。在肯尼迪就職的第一個星期，海軍作戰部部長阿萊·伯克的一篇強烈的反蘇演說被白宮把調子改得緩和了些，以免不利於RB－4偵察轟炸機飛行員的獲釋。當這件事為外界知道以後，興起了一大陣關於「封住了軍界嘴」的喧嚷。實際上，海軍上將伯克是自動把演說稿提出來的，而且這種程序也沒有什麼反常。但是有一點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明確，即現役軍官不應在他們的演說或國會證詞中破壞最高統帥的最後決定；不應在有關美國對外政策的性質上混淆世界視聽；不應把對部隊或輿論進行政治思想的灌輸作為他們公務上的一項職責。

　　上述最後一項的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埃德溫·沃克少將對駐在德國的他的部隊使用了右翼極端分子的材料。總統在報紙上看到了沃克的狂熱的指責，於是請麥克納馬拉進行調查。1961年11月，沃克少將受到告誡並被調往太平洋後，他即辭去了軍職。

　　肯尼迪說，保護軍方，使他們不直接捲入政治，規定他們的訓話要準確而無黨派性，並且要求他們的正式發言反映官方的政策，這並不是什麼過激的，甚至新奇的做法。也沒有對軍方的言論自由或是他們坦率回答國會的質詢加上任何新的限制。但是如果一個著名的高級軍界人物發表了一篇影響到對外政策或者可能影響到軍事政策的演說，我認為人民——以及國外——有權指望這篇演說是代表本國政府的意見的……審查的目的……在於保證……政府是以一個調子發言的。

　　同時，肯尼迪指出，為了這一目的，他自己的演說也交給國務院和國防部去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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