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34)_西奧多·索倫森

三四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個人的班子的規模，而不成為一個機構。雖然後來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別助理」，但他卻把高級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數目上。我的辦公室大部分處理對內政策事務，麥喬治·邦迪的辦公室專門處理對外政策事務，我們這兩個辦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較少的工作人員處理了艾森豪威爾的多出幾倍的助手們所處理的工作。我並沒有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增添專家，我是依靠預算局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優秀的工作班子來進行工作的。

　　總統需要一個靈活機動的班子。我們的權限是有所區別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個人都可以，也確實幫助了別人。我們的任務和關係隨著時間而發展，正如總統對我們的使用一樣。謝爾曼·亞當斯－威爾頓·珀森斯的職責是，監督和檢查所有別人的工作，但他們並不是白宮班子的負責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負責人。他的白宮主要顧問們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進入總統辦公室的權利。他把白宮班子比作「一個車輪和一系列輪輻」。

　　白宮班子的頭銜並不意味著等級上的差異，並且頭銜本身就很少有什麼差別。幾乎每個人的正式職稱都是「特別助理」。有幾個人叫「行政助理」。沒有一個人是「總統助理」。實際上，總統在1961年1月就說過，他希望每個人都被稱作特別助理。作為一個非常榮譽的職稱的繼承人，我幾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過在白宮的圍牆裡曾經被使用過的只有一個頭銜，那就是「總統先生」。

　　白宮班子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有總統在場或不在場的會議，也沒有人認為需要開一次這種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忙於自己負責的工作。在必要時，每個人都同與我們職權範圍有關的人去會商。例如，我的任務是協助總統制定計劃和政策，特別著重于立法方面。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別就外援的諮文問題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商，就外援的費用問題同預算局局長貝爾會商，就諮文的公佈問題同新聞秘書塞林格會商，就諮文在國會通過的問題同負責和國會聯絡的奧布賴恩會商，並就總統為商討諮文內容而召開的會議問題同安排總統約會的秘書奧唐奈會商，同時還同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對外援助局長會商。我還通過參加所有較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會議，來跟上總統的想法，如內閣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總統與國會領袖們舉行的早餐會，記者招待會前的早餐會，以及制訂預算和立法計劃的會議。他和我以一種特殊的非私人性質的方式繼續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當然，沒有一個人真正是美國總統的「莫逆之交」。

　　§各部首長

　　議論內閣閣員位置的高低長期以來一直是華盛頓專欄作家和雞尾酒會的常客們喜愛的遊戲。他們議論著誰進了內閣，誰出了內閣，誰升遷了，誰降職了，誰內定要離職，誰將取代離職的人。他們搞這種遊戲主要是出於興趣，而不是根據事實，因為外界很小獲得同這種議論有關的材料。經常見到總統的某個內閣成員，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親信，也可能會被認為是個討厭鬼。難得晉見總統的人，可能被認為已授予他廣泛的處理事務的權力，或者被認為他與總統的關係已經「完全凍結」。對新聞界來說，評論一個勞工部長是否成功要比評論一個農業部長容易得多。一個郵政局局同長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個司法部長相提並論的；也沒有哪一個全神貫注在世界危機上的總統同他的商業部長會商的次數會象同他的國務卿會商的次數一樣地頻繁。

　　有六個全國性的高級行政官員由於他們職責的性質和他們辦事的才能，同總統特別接近。他們是副總統約翰遜，司法部長肯尼迪，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財政部長狄龍，國務卿臘斯克和勞工部長戈德堡。其餘的內閣閣員——農業部長弗裡曼，第二任勞工部長沃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裡比科夫，內政部長尤德爾，商業部長霍奇斯，第二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塞萊佈雷茲，以及郵政總局局長戴和格羅諾斯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得到總統的絕對信任與尊重，儘管他同他們相處的時間必然比較少些。

　　使許多人感到驚訝，並使他們兩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總統和副總統相處得非常好。他們在一開始相處中的小心謹慎，隨後便為真誠的熱情所取代了。約翰遜把他的巨大的才能運用到了範圍很廣的職務上面：反對種族歧視就業委員會主席、空間協調委員會主席、和平隊諮詢委員會主席、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總統同國會議員的早餐會和記者招待會前的早餐會的參加者、重要外交使命的使者和實地調查人、民主黨競選和籌募基金的人員，以及同國會兩院，特別是同否則便很難與之取得聯繫的得克薩斯州議員和南方議員進行聯絡的人員。在立法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總統特別要徵求他的意見。主持參議院會議，以及代表總統出席種種儀式，這只是他的工作中最次要的部分。

　　總統並不委託副總統去作出決定，而約翰遜也不希望作出決定。在外交事務方面，副總統有時在白宮內主張一種比較好戰一點的政策，但他總是大力支持總統所採取的不論何種方針。在國內事務方面，他經常提出一些為總統所採納的建議，其中包括在賦稅法案中對石油和其他行將耗竭的能源實行補貼的一項不十分徹底的改革，以及在民權計劃中列入大規模的職業訓練與掃除文盲和組織一個志願調解機構的措施。他在會上發言不多，對那些他感到沒有充分瞭解情況的事情並不主動提出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肯尼迪有幾次覺得約翰遜本可以說得坦率一些或者更熱衷於提供意見，而約翰遜有時則覺得肯尼迪本可以讓他對情況多瞭解一些。但是據我所知，雙方說出氣惱的話是比較少的。總統對副總統的忠誠始終沒有感到懷疑，而這是許多總統常會感到的問題。肯尼迪還盡力使約翰遜能出席上文提到的各種重要會議，並且公開讚揚他是「非常寶貴的人材」。

　　有些不真實的報道說，他對約翰遜進行偵察，或者說他正在考慮把約翰遜從下一屆候選人名單上去掉（對後一種謠言他曾追查到一些對立的得克薩斯政治家），這使肯尼迪很惱火。他在兩次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了他的意向，即在1964年繼續同約翰遜合作競選。在一次政治性的宴會上，他說：「波士頓和奧斯汀^①的合作是司法部長最後批准的名單之一，然而它卻是最成功的合作之一。」反過來，這位前多數党領袖對於自己新職位的不大引人注目和比較缺乏實權卻始終不曾出過怨言，他也始終沒有妨礙過他的上司或是怎樣喧賓奪主。有個記者引用他的話說，「老實說，我認為他〔指總統〕很體貼我，如果我跟他換個地位，我還不會這樣體貼呢。」

　　①肯尼迪是波士頓人，約翰遜是奧斯汀人。——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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