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8)_西奧多·索倫森

八

　　勞工領袖們對他先是冷淡、猜疑，後來則是激烈地反對。勞聯一產聯主席喬治·米尼在肯尼迪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開的一次聽證會上大聲嚷道：「願上帝把我們從我們朋友的手中拯救出來吧！」——對此，肯尼迪冷靜地回答說：「米尼先生，我也要說這句話。」機械工人工會主席艾爾·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獨裁者庇隆。其他的人則試圖在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譴責他。但是這時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威廉·諾蘭就一項福利及養老金法案提出並幾乎要通過一批反勞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會的大多數高級領導人才逐漸勉強地認識到，通過某種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選擇的對象是：要麼通過肯尼迪的勞-資改革法案，以剷除他們既不能否認也不能寬恕的舞弊行為；要麼就通過諾蘭的勞-資關係法案，以限制他們工會談判的權利。

　　在隨後發生的鬥爭中，多數勞聯一產聯領袖既支持建設性的法案，也支持他們自己志願的法規。這次鬥爭使參議員極為深刻地看到了勞工領袖們的品質。象貝克、霍法以及他們的流氓朋友這樣一夥人很快便從其他人中孤立出來。不過他發現，並不是所有正派的工會領袖都能象霍法那樣有效地行使權力。在一次旅途中他對我說，有些人因為多年掌權，已經變得軟弱無力，並同他們的工會會員們脫離接觸或互不協調了。有些人思想貧乏，單靠他們手下的人和律師來辦事。有些人只不過是傀儡，不能有效地控制他們的工會。有些人，象建築行業和鐵路兄弟工會的領導人很有能力，因為他們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對會員有影響的問題上，並且對兩黨的朋友都給以報酬。

　　企業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弟兄，因為他們揭露了資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結。美國律師公會主席也怨恨這位參議員，因為他發表聲明，指責有組織的律師對於其會員同舞弊分子勾結，侵吞工會經費的事「顯然漠不關心」，而他則對此深表關切。各種各樣的民主黨政客也對肯尼迪弟兄倆施加壓力。當那個以伊利諾斯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委員和史蒂文森密友的身份聞名的傑克·阿維代表一個當事人要求參議員肯尼迪進行調解時，參議員告訴他，只有總顧問肯尼迪能制止調查。等阿維和他的同事離開，到委員會辦公室去以後，參議員把鮑勃叫來告訴他，他認為這個請求「令人作嘔」。

　　隨著這些反對者的壓力增大，肯尼迪的決心也增大了。在拉爾夫，鄧根、哈佛大學勞工法專家阿奇博爾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學者組成的一個小組的幫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勞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勞工法的錯綜複雜細節，並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一艾夫斯法案在參議院以八十八票對一票獲得通過，結果在眾議院卻被葬送了。1959年，經過在院內長期艱巨的鬥爭，肯尼迪一歐文法案以九十票對一票獲得通過。

　　這個法案於是同眾議院所通過的蘭德勒姆一格裡芬法案一起提交會議進行協商。肯尼迪寧願通過一項折衷方案而不願什麼法案也不通過，他終於能從眾議院通過的法案中刪去了十五項限制工會正常活動的條款，同時卻保存了他自己的關於限制工會舞弊行為的條款。雖然最後的文本總的說來更接近於參議院的法案。但他卻認為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為策略的。

　　在整個這項長時期的立法努力中，貫穿了調查性的探索工作。當他簽署麥克萊倫委員會報告時，一些全國性的和馬薩諸塞州的工會領袖們被激怒了。他回答說，如果他不簽字，他在參議院裡關於這個問題的信用就會喪失掉了。但是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損失。也有收穫。電視觀眾們對肯尼迪兄弟越來越熟悉了，他們看到肯尼迪兄弟嚴厲地盤問那些不誠實的工會領袖，並教訓那些濫用誠實會員基金的騙子。同麥卡錫的作風不一樣，這個委員會給一切證人以提出事先準備好了的聲明的權利，給予提出問題進行盤問的權利和獲得證詞文本的權利，反對一人作證，完全防止自證其罪。

　　§參議員辦公室

　　在肯尼迪擔任參議員期間，參議院辦公大樓第362室的房門總是敞開著的。肯尼迪的參議員工作使他自己和馬薩諸塞州的選民都感到滿意。

　　一開始，工作步調是狂熱的，工作時間也很長。他的工作人員全出力地幹，因為參議員也很出力，還因為他的活力和熱忱具有感染性。巴裡·戈德華德^①對一個朋友說，晚上他離開大樓時，仍然在辦公的唯一的辦公室必然是肯尼迪的辦公室。走廊正對面副總統尼克松的辦公室裡，秘書們經常分兩班工作。但是肯尼迪辦公室裡的女秘書們既沒有加班費，也沒有補休，一貫工作上十小時、十二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且幾乎沒有人調班。（尼克松和肯尼迪一起進入國會，彼此相當友好。1953年肯尼迪舉行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來賓包括他的全體工作人員，連速記員也在內。來賓還有理查德·尼克松一家。副總統偶爾也到我們辦公室來看望一下，1955年還送了一籃水果來，表示歡迎參議員從療養中歸來。在這以前，當民主黨在1954年的選舉中以一票之多似將重新控制參議院時，副總統把我找去說，他無意讓共和黨人趁肯尼迪住院的機會把參議院組織起來。）

　　①巴裡·戈德華德（1900—），美國共和黨參議員，1964年曾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譯者

　　參議員對他下屬的工作並不總是滿意的。他不喜歡抱怨者和工作拖拉的人。他想知道實情和爭執雙方的論點，但是他特別厭惡只向他報告壞消息的人。他總想知道更多的細節和書面的東西，同時總能看到每一行動或每一見解可以配合進去的更為廣闊的圖景。

　　他作為雇主，象他平時的為人一樣，對雇員是很耐心的，不過他不能容忍效率不高和工作無能的人。他一向平易近人，肯傾聽別人的意見，能迅速領會一項建議，只有在沒有建議的時候才感到失望。當他對我們的工作表示不同意或不滿意時，他從不提高嗓音。誠然，他很少對任何工作人員發火，而且即使發火，為時也很短。但是他作為參議員，卻有一個對行政官員說來很嚴重的弱點，即他不願辭退任何人。

　　1953年，他原來分派給我的工作是為新英格蘭的經擠草擬一份立法計劃。這件事就在那一年裡導致他在參議院全院會議上一連發表了三篇內容廣泛的演說，提出了若干法案、有關的演說和向全國性雜誌投稿的文章，並建立了新英格蘭參議員會議的正式組織（由一個內布拉斯加人擔任秘書）。

　　他在參議院發表的一系列演說中所建議召開的新英格蘭參議員會議是他和馬薩諸塞州的同事、彬彬有禮的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共同發起的。從那以後，我們兩個辦公室在馬薩諸塞州的各項問題上就密切合作、共同工作，我們召開了一些聯席會議，發表了一些聯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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