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序言)_西奧多·索倫森

序言

　　在渾濁的波托馬克河對岸，一片蒼翠而平坦的山坡從林肯紀念碑迤邐升向羅伯特·E·李^①的故居。人們在晴朗的秋天,從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華盛頓的大部分莊嚴氣象。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紀念碑^②——為紀念那些在其總統任期內把政治機構締造成為一個代表權力和仁愛的工具的人而樹立的——使衷心感激的國民想起，在國家受到最嚴峻考驗的時刻，他們卻有幸擁有幾位最偉大的領袖。遠處，國會大廈的圓屋頂覆蓋著一個智慧與愚蠢、總統的抱負與敵意的對抗、種種政治理想與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識較量的場所。右邊矗立著迷宮似的五角大樓，它在總統的統率下指揮著關係到我們安危的龐大的武裝力量。在這片綠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銘刻著「應徵的美國青年戰士之墓」的樸素墓碑。這使我們想起開國以來，每一代美國人都曾受到召喚去證明他們對祖國的忠誠」。往左，遠在一片綠樹屏障的後邊，隱藏著一座白色沙岩建築物，這就是行政權力機關所在地，在這裡，上演著比世界上任何舞臺更多的英雄戲劇，既有喜劇又有悲劇。

　　①羅伯特·E·李（1807-1870），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部同盟軍總司令。——譯者

　　②指美國首屆總統華盛頓，第三屆總統傑斐遜和第十六屆總統林肯的紀念碑。——譯者

　　1962年10月20日，就在這樣一個晴朗的秋天的下午，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總統站在白宮二樓後走廊上凝視著這片景物，談論著他幾乎從來沒有談論過的生與死的問題。他的弟弟，司法部長，同我們呆在一起，有時也有一些其他人同我們呆在一起。在走廊門另一側的橢圓形辦公室裡，總統在幾分鐘之前剛剛開完一次歷史性的會議。美國和蘇聯這兩大核強國，正面臨著在具有相互摧毀能力以後的第一次直接的軍事對抗。蘇聯船隻將在加勒比海受到美國海軍的攔截。其原因是蘇聯在古巴島上設置了導彈，其後果則肯定將影響到全世界。

　　我們在那個涼爽的、充滿陽光的後走廊上的談話，並不完全是憂鬱的。僅僅三星期以前，我們為了密西西比大學裡的一場人權鬥爭曾通宵工作。這場鬥爭曾號稱為本世紀最嚴重的憲法危機。總統大概就是想起這件事以及他所肩負的其他重任，所以他走到僻靜的走廊上所發的第一句議論就是：「嘿，這個月我們可沒有白領薪金。」

　　我們平靜地談論著他所作出的決定以及剛剛結束的會議。他說，「你不能不欽佩艾德萊^①。甚至在人人都責駡他的時候，他還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談到這次危機對即將來臨的國會選舉所產生的政治後果。總統正打算中止作為一位行政首腦所進行的最激烈的中期競選運動的其餘活動。他猜測（事實證明他猜對了），這次危機將使那些一直主張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的共和黨人得到好處。「你們相信不相信，」他含譏帶諷地說，「霍默·凱普哈特^②是我們時代的溫斯頓·丘吉爾！」

　　①指艾德萊·E·史蒂文森（1900—1965），肯尼迪任內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譯者

　　②霍默·凱普哈特，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他在導彈出現於古巴之前，就主張對古巴實行封鎖。——譯者

　　我們用比較嚴肅的語調平靜地談論著核戰爭的可能性。正如大約十六個月前的柏林危機時那樣，他在感情上最嚴肅地關懷著殘殺兒童的問題——這問題關係到他自己的子女和所有的兒童，他們對大人的錯誤既不懷恨也沒有責任，但他們卻比任何別人都將蒙受更為深重的蹂躪和屠殺。不到兩年前，在他兒子約翰出生之後，他曾經沉思地朗誦倍根的這句話：「有妻子兒女的人已向命運交了人質。」這時，他所談論的不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尚未出世的在內。他說，「如果不是考慮到他們，考慮到那些甚至還沒有誕生的嬰孩，那麼作這些決定就要容易多了。」

　　約翰·肯尼迪不想要戰爭。一年以前他就說過，戰爭不再是「一個合理的供人選擇的辦法了」。在白宮裡，他為制止和預防戰爭所花的時間，比為所有其他問題所花的總時間還要多。這時，戰爭的陰影赫然浮現在地平線上。軟弱肯定只會促使戰爭爆發，強硬也不一定就能避免戰爭。只要他走錯一步，輝煌的文明便會毀滅，可是就連所有正確的措施，結果也可能還是錯誤的。我心裡不由得想起他在接受總統提名時說過的一段話：

　　全人類在等待我們作出決定。全世界都在注視著，想看
　　看我們將做些什麼。我們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我們不能不
　　試一下。

　　這時，他突然使氣氛再一次輕鬆起來。「我希望你們認識到，」他笑嘻嘻地說，「白宮的防空洞容納不下我們全體人員。」我們互相開著玩笑，說誰有資格被列入進防空洞的名單。

　　隨後，他作了幾項指示：在同空軍進行一次最後的談話之前，暫時不作決定；在他於星期一夜晚宣佈之前，暫時把決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擬他將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的演說。他並沒有顯出一點熱狂激動或垂頭喪氣的神情，始終保持著我經常看到的那種滿懷信心的鎮靜。儘管這一星期排滿了令人疲乏的會議和行程，他的嗓音還是生動有力，發的命令也是乾脆而明確的。後來，我回到自己在白宮西側的辦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說稿，他那良好的情緒使我感到無限振奮，他那深厚的感情使我感到無限溫暖，而他的沉著堅定又使我感到無限鼓舞。

　　幾分鐘後，總統打電話給我。他問我：「你注意到道格·狄龍^①所說的關於丘辟特導彈的那些話嗎？」我說我注意到的。那天下午的會議曾談到上屆政府設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對地導彈很容易受到蘇聯的襲擊，而蘇聯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設置在古巴的導彈說成是和美國設置丘辟特導彈對等的東西。肯尼迪的財政部長狄龍曾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副國務卿，他當時在會上插話說，丘辟特導彈實際上是因為上屆政府發現它們對美國沒有任何使用價值，才強行設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①即道格拉斯·狄龍（1909- ），美國狄龍-李德財團的頭子，又是洛克菲勒財團代理人之一，歷任美國駐法大使、副國務卿、財政部長等職。——譯者

　　約翰·肯尼迪說，「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否確實已把這個情節記錄下來，往後好放進我們要寫的那本書裡。」我象往常那樣地回答他說，「你是說你要寫的那本書吧，總統先生。」

　　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要代替他當時想要寫的那本書的。本書盡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後十一年所持的見解；盡可能地使用了他的詞句和思想；盡可能地說明他思考問題的依據。

　　我深信他本來會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在他進入白宮的頭一個月裡，他說過：「最近有人說，不論我當一任還是兩任總統，我都會發現自己卸任時正處在一個所謂尷尬的年齡——再開始搞一項新事業吧，已嫌年紀太大，寫回憶錄吧，又還太年輕。」但在幾次談話中，他都曾對我明確表示，他打算一離開白宮就寫回憶錄，至少先寫他擔任總統期間的經歷。這很可能是一部長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這本來會成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創造了那麼多歷史的美國總統中沒有幾個人具有象他那樣的歷史意識或寫作才能，也沒有幾個人樂於象他那樣開誠佈公。他不僅能夠客觀地估量自己的行為，而且深切地關心著未來的歷史學家和當代的選民會怎樣估量他的行為。在這方面，大多數政治家都望塵莫及。他自己對於擔任公職的回憶將構成一部令人難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實、驚人坦率、風趣而精明等特點。為他寫傳記或編年譜的作家，沒有人能指望寫得象他那樣好的。

　　而且，凡是嚮往這項工作的人首先必須知道，肯尼迪不僅是一位歷史學者，而且也是歷史和傳記著作的一位嚴格的批評家。他憑自己的本領贏得了普利策傳記獎金。在他為撰寫《勇敢人物的畫像》而進行調查研究時，他對優秀傳記的貧乏表示驚異。在擔任總統的歲月裡，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歷史取決於寫歷史的人。當今一貫不正確的新聞報道使他懷疑，研究他這個時代的人將來究竟會對這些報道相信到什麼程度。當密西西比州議會就1962年在州立大學內發生的衝突事件擬定一份官方報告時，他們把一切責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揮的倒黴的聯邦法院執行官員身上。當時總統曾說，這就是一代以後的學者們將要仔細衡量的那種地方文件。他還說：「這使我懷疑，我所知道的聯邦重建時期^①的種種弊病是否真的全屬事實。」

　　①指美國南北戰爭後，原退出聯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組與重新加入聯邦的時期。——譯者

　　他把最嚴格的檢驗尺度應用到寫他本人的作品上面，這一點並不足為奇。在他出任總統之前，他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定的選擇餘地，那時他對誰為他寫傳記就已經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寫他事蹟的書籍和雜誌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襲，它們重複著同樣的神話、謬誤、斷章取義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經駁斥過的辯解。（一個特別惡劣的例子是，人們經常反復指責當肯尼迪還是一個年輕的眾議員時在哈佛大學一個研究班上所發表過的言論。在這種指責已經徹底破產的十年之後，它們居然還在流傳。）1958年，他在其接觸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氣力去制止一本計劃中的他的傳記的出版。這本傳記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稱為肯尼迪的密友。事實上，參議員肯尼迪認為此人並沒有掌握必要的材料，並且既不客觀也不可靠。

　　他的這種反應部分是出於他對人家的批評過於敏感。但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對歷史是否會準確地描繪自己感到關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關的檔案和事實無條件、無限制地提供給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寫出和出版了寫到他出任總統前為止的唯一的一部嚴肅認真的傳記。他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以為伯恩斯會寫一首頌歌（伯恩斯也沒有這樣做），而是因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識界中的地位，將使該書在讀者心目中的價值具有預期的那種高度。

　　等他進入白宮以後，他對歷史的關心仍一如既往。他相當注意將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圖書館。新聞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見，他在公共場合或私下講話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總是決心要對問題進行闡明、啟發和解釋。在他的工作班子裡那個傑出的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規定，即要趁參與重大事件的人們記憶猶新的時候，把他們知道的第一手回憶材料記錄下來。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時間來辦這件事。他曾作出安排，對重大問題的討論進行詳盡的錄音。有時他為了存檔，還口授關於會談的備忘錄。但是對許多關鍵性的決定，他都是通過口述而不是通過書面，用電話而不是用手諭，對一個人而不是對許多人傳達的。在他遺留下的書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說稿、諮文、電報、信件和備忘錄，也只有比較少數是根據他口授的或親自擬定的初稿寫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處理事務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難以捉摸。雖然參與內部機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許多，但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員，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動。我在他的參議院辦公室和白宮辦公室所擔負的特殊責任，使我能夠對很多問題都知道一點，可是決不是對任何問題什麼都知道。他的動機往往是別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為他總避開明顯的和容易的途徑，而且他常常過分忙於作出下一個決定，以致無暇解釋上一個決定。

　　有時候他談話的口氣好象希望我們把重要談話用備忘錄的形式保存在檔案裡似的。他那不准將來寫「秘密」回憶錄的規定（這項規定來自瑪格麗特·杜魯門^①向他提出的一項善意的告誡）只適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員，並不適用於他的職務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場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談的時候，如果他認為一個或幾個參加談話的人會匆匆地把他們對他的觀點的解釋記載下來，那末他將感到很不自在。

　　①瑪格麗特·杜魯門，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女兒，著有《哈裡·S·杜魯門》一書。——譯者

　　他是一個希望有人把他的執政時期寫出一部偉大著作的那種總統，但他又是寧願親自撰寫這部著作的那種總統。他相信施萊辛格會寫出一部扎實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對大多數官方回憶錄和日記的可靠性都表示輕蔑。他認為艾森豪威爾演說稿的兼職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負了共和黨官員們對他的信任，因為他引用了他們私下的談話來詆毀他們。肯尼迪說，「我希望這裡沒有人在寫那樣的書。」

　　本書就不是那樣，甚至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個充滿熱情的參與者不可能是一個客觀的觀察家。我既然對約翰·肯尼迪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現在就不能裝出一種完全超然的樣子。我既以將近十一年的時間為他效勞並闡明他的見解，現在就不能用公正的學術性研究的外衣來掩蓋起我那黨派之見。讓我一開始就講清楚，這是一部歌頌約翰·肯尼迪及其成就的書，這不僅出於忠誠和愛慕，也是出於對他的深切的自豪感和信心。

　　儘管如此，一部把他描繪得主要象個巨人而不象個普通人的著述是很不夠的，他理應獲得，而且本人原來也會希望人家為他寫出一部較好的傳記來。生前他並不要他的顧問阿諛奉承；死後他也不會要他的傳記盡是頌揚的詞句。他並沒有誇口說自己博古通今、一貫正確，而總是很直率地承認自己在許多方面有缺點或沒知識。他把他的許多成就歸之於幸運，並且一定樂於把他議論溫斯頓·丘吉爾的話應用於他自己：「他雖習慣於戰鬥的艱難困苦，卻並不厭惡享樂。」

　　雖然傳奇總把我們的英雄先烈說成是人人愛戴和戰無不勝的，約翰·肯尼迪卻有敵有友，有成就，也有挫折。他比欽佩他的人和貶低他的人都更為坦率、更為明確地承認這些事實。他喜歡取笑自高自大或荒謬愚蠢的人，也不喜歡過於一本正經地看待他自己。同時，他還能嘲笑那些為他吹噓的大話——包括他自己作過的一些吹噓。

　　他對「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們說：「你們必須說出事實的真相。就象奧利弗·克倫威爾^①談到他的畫像時那樣，要把一切，包括我們的缺陷和贅瘤，以及所有那些可能不那麼直接吸引人的情況全表達出來。」他對一批外國學生也說過同樣的話。我相信，他本來也會對我說這些話的。肯尼迪對自己的工作很自負，一定樂於讓這本書或任何一本書來對他的工作表示讚賞，但他會希望人們以他自己那種坦率和客觀的態度來讚賞他的工作。

　　①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1653年被推舉為共和國的「護國主」，在國內實行軍事獨裁統治。——譯者

　　本書的意圖並不是為約翰·肯尼迪寫一部完整的傳記，也不是為他的時代寫一部通史。然而這也不僅是一部個人的回憶錄。我試圖把我的觀察和我同一位非凡人物在一個非凡時期共事的經過，條理分明地全寫進去。我主要依據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別人寫過的事情。有些人對往事的回憶可能被後來發生的事件沖淡了。我沒有去訪問這些人，我主要根據的是自己的檔案和回憶。對於這些東西是無法注明出處的。

　　因此，除了由於保密或禮貌的緣故略而不談的某些事實外，約翰·肯尼迪一生中我不曾參與的那些事情，包括1953年以前發生的全部事情和1953年以後的許多事情，也都沒有在本書中詳盡地予以報道。我並不認為寫入本書的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說我並沒有把任何事情故意排除在外；並且，真正的約翰·肯尼迪只有通過第一手的回憶，才能較為清楚地刻畫出來。

　　限於篇幅，許多次要的問題、事件和人物也給刪去了。將來到一定時候，一部嘔心瀝血的學術性研究著作必然會對肯尼迪政府的每份文件和每天大事系統地加以分析，我在這裡所能寫出的僅僅是一些山峰，而沒有寫通向這些山峰的羊腸小道。此外，本書只寫肯尼迪一人，沒有寫他的家族、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敵，也沒有寫華盛頓或是肯尼迪所居住的那個世界。凡是在這些問題上想探索或需要知道更多事實的人，只有在這些事實關係到約翰·肯尼迪本人時才會在本書中見到它們。

　　如果有些段落在政治上似乎有黨派傾向，那是因為他是一個民主黨人，並以此自豪。我的目的既不是譴責，也不是寬恕別人的行動，更不是用我的判斷來代替傳記主人的判斷。我的唯一的責任就是對肯尼迪的真實情況負責。

　　誠然，人們對歷史的真相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記憶有差異，意見也有差異，甚至同樣的事實在不同的人看來就不相同。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同約翰·肯尼迪保持不同關係的人就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憶約翰·肯尼迪這同一個人扮演的角色。在政治家們看來，他總而言之是一位政治家。在知識分子看來，他的才氣是最值得懷念的。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員對他的品質和特徵，也有各種不同的回憶。

　　在我看來，最令人遺憾的是那些侈談他的風度而不大涉及他的本質的回憶和紀念文章。肯尼迪的風度是特殊的。他的儒雅瀟灑、機智風趣，和他那翩翩年少的容貌，當然會長期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但是對他最重要的，以及據我看來對歷史最關重要的，是他的本質，即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他的勇氣和判斷力。這些是他作為一個總統的可貴之處，而風度則只是一種陪襯。我最不願意貶低他的演說的價值。但是這些演說的重要意義不在於華麗的詞藻，而在於它們所表達的原則和政策。

　　在白宮的歲月裡，他已經聽厭了人家冷嘲熱諷地講的一套話，即說他的人品要比他的綱領更得人心。在他看來，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現在，這些人（他們不願或不能看到他所促成的變革）又在寫文章說，肯尼迪留給我們的遺產與其說是具有深刻思想內容的東西，不如說它只是施政的風格方面的東西。

　　對另一些人說來，他那悲劇性的死亡沖淡了他實際取得的成就。他們強調他沒能實現的壯志，卻忽視了他實踐自己的諾言所取得的成就。當然，他的逝世雖不意味著什麼，卻是象徵性的，對此我們永遠不應忘記。不過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記住約翰·肯尼迪是如何活在世間的，而不是他如何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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