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66)_馬克斯·勃羅德

六六

　　1948年春，當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樂家沃爾夫岡·紹肯寫信對我說，有人曾經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經有過一個兒子。作為證據，他向我出示了一個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關於給她的信參見《絕望和拯救》），他（報告者）與她是好朋友。這位女士那時已經辭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經死去。事情最可悲之處在于，卡夫卡從來不知道有過這麼一個孩子——他不到七歲就死了，還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親是個自尊心很強的、精神上和物質上都獨立的女士，她出於敏感很容易閉鎖心扉。也許她心裡有顧慮，不願向卡夫卡透露這個消息，因為隨著這短暫的關係而來的是長時間的、最終的疏遠。我略略認識M．M．夫人，但對她與卡夫卡之間的友誼一無所知。根據弗蘭茨對我的敘述，我把他們間的這種關係視為斷斷續續地出現仇視的關係。在弗蘭茨的日記中可找到指著同一個認識方向的暗示。不管怎麼說，M．M．是個著名的、卓有成績的、意志非常堅定、極其聰明的人，對生活有著遠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個兒子的父親，這會給他的發展帶來多麼巨大的裨益，其影響簡直不可估量。他內心最盼望的莫過於獲得孩子；他最懷疑的也莫過於自己生兒育女的能力。每個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關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達了坐在孩子的搖籃邊的渴望。實現這個渴望對於他的意義超過了其本身，也許能從最高層次向他證明自身的價值，因此也許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會感到自己身價培增；他始終將缺少後代視為一種特殊的、宣佈將他逐入地獄的判決。如果卡夫卡把這個孩子收養過來，孩子也許不一定會死；也許重新覺醒的自信心能夠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許他今天就坐在我旁邊，使我不必對著虛無命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得承認，這裡的生活譜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卡夫卡著作中一切複雜的冒險性的殘酷和譏諷的苦澀特徵是那樣驚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時在布拉格又見到了給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從佛羅倫薩寫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給他，我從中摘取關鍵性的幾行。「你是當時在布拉格看到我處於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個人，我為那時剛剛預感到的恐懼而憂心忡忡。你在你朋友們雜亂的房間中的音樂演奏。在這個神奇的城市中（我對它的愛超出您的想像）短時間的散步，這些在那時也都還能幫助我克服恐懼心理。我去瞻仰了那個對我來說意義極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於1924年，他的高超藝術至今仍為人稱頌。他是我的男孩的父親，這孩子快七歲時突然在慕尼黑死去。遠離我和他，而我與他在戰爭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過——一直到幾小時前——因為他在他的家鄉，在遠離我們的地方死於一種致命的疾病。我從來不提此事。我相信這是我第一次說到這事。我家裡人和我的朋友們從不知道，除了我後來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對我很好，很規矩。所以當他1936年去世時，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們不必再受時間的折磨，我心情平靜，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這麼一種獨特的方式談論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斷定信中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絕不會是其他人。此後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戰爭，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間的通信不得不中斷。那次重訪布拉格已經是在德國納粹奪權的陰影下進行的了。M．M．當時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談到折磨著她的預感性的恐懼。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後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後一次關於她的消息來自不列顛紅十字會，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報道的是：「M．M．夫人被德國人於1944年5月從S．多那托·迪·科米諾和弗洛希農帶走，同其他生活在這個區的猶太人關在一起。我們深感遺憾，當前我們一點都幫不上忙。」進一步的瞭解表明，M．M．被一個德國士兵用槍托打死了。我檢驗了消息提供人告訴我的所有線索。這些線索將我引向佛羅倫薩的好幾個人，他們住在聖吉爾吉奧和簡寧利奇奧裡膳宿公寓。找到M．M．遺物的機會十分微弱，那裡也有許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羅倫薩的作家馬克斯·克萊爾幫助我尋找。但是沒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個叫E．Pr．的先生那兒，是這位先生幫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機會順便說一下，卡夫卡寫給那個同他兩次訂婚的「柏林女人」的書信至今仍在期待著與讀者見面）。無法知道卡夫卡的兒子名字叫什麼，他曾生活在什麼情況下，死於什麼情況下。沒有什麼東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兒子這樣，逝去之後在歷史領域內留下的蹤跡是這樣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聲譽並沒有使人們能夠理解他。圍繞著卡夫卡已經出現了一個神話氣氛，抹殺了他的人品的真實特徵。比如一家瑞士刊物為努力使一般讀者對卡夫卡「感興趣」，竟信口開河說了些最為荒誕不經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誦會上，有三位女士暈厥過去，被抬出大廳，由於卡夫卡所讀的恐怖場面的描寫是那麼駭人。還有，有兩個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發了一場爭論，兩人都聲稱是他的妻子。——所有這些純屬子虛烏有。關於慕尼黑朗誦會卡夫卡向我詳細介紹過。如果發生過那樣轟動的事件，他一定會提到的；因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來反對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壓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別地強調如果那時真的在慕尼黑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那麼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車站（我去接他）就會對我說：「你看看，馬克斯，我是個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為人們做點好事，卻給他們帶來傷害。三個昏過去——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斷定，他會懷著對自己的誇耀性的幸災樂禍大體上說這麼幾句話的。關於他的葬禮，那時我自己負有傷感的義務：扶著他的生活伴侶行走；我可以證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只有在最遙遠最不著邊際的地方才會產生這樣的謠言。

　　關於卡夫卡遺留的文學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書的後記中（尤其在《訴訟》的後記中），此外還在我的《作為指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一書中作了詳盡的記述。卡夫卡自己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冊《短篇小說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勝的散文小品《鐵桶騎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過的，刊登在報紙《布拉格新聞》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亞》上的《在佈雷齊亞觀飛記》。嚴格地說，這兩篇散文也應該歸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遺留下來的。在有關的後記中我對我的助手漢斯·約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謝意；只有感謝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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