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25)_馬克斯·勃羅德

二五

　　弗蘭茨的寫作具有什麼性質，對他有著多麼重大的意義，這要看怎麼判斷了。

　　上面已經說到過，「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是日記中最富啟發性的一句話。從可惜只留下片斷的弗蘭茨對他與人本哲學家魯道夫·斯泰鋼博士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弗蘭茨在其工作中經歷的狀況與斯泰鋼博士描寫的「慧眼卓識狀況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創作與一種「新的秘密學說、一種卡巴拉」相比。文學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職業」，這是他在給可能的未來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幾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信中說的話。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表達我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的重要意義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縮，不可遏止地萎縮。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使我滿足。可是我進行那種表達的力量是難以捉摸的，也許它一去不復返，也許它有朝一日會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狀況總之是不利於它的。我搖搖晃晃，不停地飛向山巔，卻幾乎一刻也不能在那裡駐足。「——我有一個使命」，他在另一處宣稱。首先給人的感覺是，這是指一個純文學的使命。人們不曾發現，實際上宗教的因素從一開始就立于文學因素的後面——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觀的獨特形式出現的宗教因素，是一種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義地充實了生活的像樣的工作的宗教，是適應與大眾團體共處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帶來懲罰。」這句話是一個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兒不斷再現，在他最後寫成的短篇小說《約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積極。1914年1月6日，他在讀完笛爾塞的《經歷和創作》後寫道：「對人類的愛，對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緘默建立於最合適的觀察位置上。」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與其咬舌頭，寧可咬生活」）已經反復出現主動介入這個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這麼一段話：「人類的一致性為每一個人（即使是某些最易於接近、最柔順的人）所懷疑，哪怕僅僅在感覺上；可是它卻以全體人類或個別人的發展的完美的、不斷再現的共同性顯示在每一個人眼前，或似乎在顯示。即使在個人最內在的感覺中也不例外。」——說這話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現最極端的人類隔閡和寂寞，比如所有動物故事（動物的靈魂無法與人溝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記載的那個以下述句子開頭的殘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時間在俄國內地一條小鐵路旁任職，」小說後來寫道。「嗡嗡之聲不絕於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愛嗎？」——兩種背道而馳的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鬥；對孤獨的渴望和追求團體生活的意願。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認識到，他原則上否定嚮往孤獨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須認識到，生活在集體中和有意義的工作中（長篇《城堡》主人公K．徒勞地試著闖入這種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標和理想。同樣，在他的著作中起著如此重大作用的許多關於單身漢生活的描述，也完全應該作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對應圖像、對應象徵來理解。——卡夫卡為了他的創作勞動而需要孤寂，即一種高度的聚精會神，這種狀態有時由於一次談話便會受到干擾，由於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記中可以讀到這類例子。但是他仔細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對自己作出判斷：「在過渡時期，比如最近這一周或至少目前對於我來說便是，我經常感受到一種悲傷的、然而泰然的對我的感情冷漠的驚訝。我與一切事物之間隔著一個空間，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達其邊緣。」再看1912年3月：「文學是我唯一的天職，除此以外我一概毫無興趣，因而是冷酷無情的，——誰來證實這一真實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認真了！文學工作本身對於你來說僅僅是真正充實的生活的象徵，當然它同時還具備更多的意義：它便是事業本身，是你的生命，是與生俱來的力量的正確利用。這正是你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濫用現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敗，而要將它投入到完成「天職」中去，並以這種方式走進「法」的大門，將企圖阻止你的兇惡的守門人推開。這當然是很困難的。存在著許多誘惑。「聽信了一次夜鈴的誤響聲——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還在那時候，印度的大門已經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國王的寶劍指明。今天那些個大門移到別處去了，更遠，更高；沒有人指明方向；許多人持著寶劍；他們持著只是為了揮動，而那追隨其揮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說集145頁）儘管如此這般，「不可摧毀的」因素依然留在我們心中。我們尋找著它，在「遠離亞歷山大戰役的地方」閱讀，翻著「我們的舊書的書頁」，等待著「皇帝的聖旨」下達。正如塔爾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完全一樣的彈性關係所教導的一樣：「沒有交給你完成這個功業的使命，然而你卻不能束手退隱。」

　　儘管日記中許多可逐字逐句引證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學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實事實並非如此。他的事業與福樓拜略有不同，對於福樓拜來說，藝術確實是核心，有著存在的根本意義，而且福樓拜幾乎總是（注意，是幾乎！）懷疑地、敵視地觀察著存在。卡夫卡則相反：「我們的藝術是一種被真實弄得眼花絛亂的存在，那照在畏縮的怪臉上的光是真實的，僅此而已。」藝術乃是宗教認識的反照。但是並非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邊的道路（退縮者也看到了這條道路，只是他退縮了），而且也在上面陳述過的意義上：作為力量的生育者，作為根據自然狀況充實生活的導師。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斷言：「我寫了幾天了，希望持續下去。今天我並不像兩年前哪樣完全不受干擾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無論如何獲得了一種意義，我有規律的、空虛的、不可理喻的單身漢特點的生活得到了某種辯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對話，而不再凝視全然無物的虛無了。只有這條道路使我內心得以好轉。」

　　於是，藝術在此服務於賦予生活以意義的宗教原則。它作為勞動，作為上帝給予的優秀的、創造性的能力的發揮而與人類進行的其他有意義、有建設性的勞動並駕齊驅，引導寫作者脫離無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為的集體中來。根據卡夫卡的觀點，光寫得出色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爭取成為地球上貨真價實的公民。我永遠不能忘懷，卡夫卡懷著多麼深沉的激動給我朗讀福樓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維的《往事錄》結尾那一節。這一節中敘說的是，福樓拜如何為他的偶像「文學」而奉獻了他的一切——愛情、溫柔，一切；女作者問道：他在最後幾年裡是否對自己偏離《共同的道路〉」感到後悔。在福樓拜最後幾次與她一起散步時，有一次激動地對她說了幾句話，使她相信是那麼回事。他們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愛的孩子們中間見到了她。在沿賽納河回家的路上，他說：「他們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這個正派的好家庭內部。『是的』這話他著重地自言自語重複了好幾遍。『他們生活在真實中』。」卡夫卡經常引用這句話。——對於他來說，光有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但是藝術在這個建設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發端，是最裡面的圈子，其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其他圈子。從這裡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劇，即周圍狀況阻礙著他，不讓他朝著充實的，因而在他意識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邁出第一步，不讓他說完他的祈禱文，而他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假如他能夠得以發揮他的藝術能力，那麼以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更為圓滿。由於此事未能實現，逼迫而來的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漸地進入了超驗的深淵。

　　我並不是說，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夠邁成，他生活中的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沒有這第一步，失敗的結局當然是肯定無疑的。只有這一點可以確認，其他則談不上。確實，看起來，卡夫卡的一些問題至少是瀕臨於絕對不可解決的邊緣。然而，一旦肉體和心靈的堅韌不拔達到最高極限（正是那不喜歡的職務像那陰影籠罩的父親一樣從一開始就阻止著那個最高極限），在卡夫卡後來的發展中會出現一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之外，我對此堅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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