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16)_馬克斯·勃羅德

一六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對於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跡的作家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致奧斯卡·波拉克的信寫於1902至1904年間。在這個友誼關係中卡夫卡是力爭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係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係中僅僅通過他的寧靜和審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儘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著平等的基礎。——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麼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討。——這種態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後跟著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麼做也只是由於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啟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絕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癡如醉。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著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別莊嚴的姓名。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杠杠的：約翰內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這是怪有意思的。」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匯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內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麼妒忌。」接著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裡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你有個漂亮的房間。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著。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我想要發奮三個月。今天我特別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於技巧對藝術的需要。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奧斯卡·波拉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內容。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於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將一事無成」，「隱居是可厭的」。——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徵意義的「鼴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著什麼，什麼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爭奪中、在這友誼關係中的核心語句。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著重提到過。也許當時僅限於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係；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他（波拉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家，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別親切的態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跡，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獎徵文。郵件的封面上寫著；「窄巷中的天空」。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該郵件未引起頒獎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在這裡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決》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工作單位，去看望住在鄉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著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極其細膩地描寫了到火車站去的一段路，一個雨點浙瀝的下午，與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既震驚又欣喜。我馬上便獲得了這麼個印象——這裡表現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從那時起，我便開始了為卡夫卡作品的發表進行努力——這成了我的一種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約束這種追求，因為我覺得這是正確的、自然的。弗蘭茨反對我這麼做，這種抗拒有時弱些，有時強些，有時乾脆拒絕。但不能說他原則上總是採取拒絕態度（上面提到的參加有獎徵文一事便是證明），有時他也能感受到一點獲得文學成就的快樂。有一次我看到他對「丟勒聯合會」年鑒中對他的一本書的毫不理解的、貶低的評價非常憤怒。一般說來，他的憂慮和希望總是完全針對其他事情，而不是針對文學影響的，文學上的影響對他來說並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無關緊要的。整個出版領域不使他很感興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動。因此，拒絕發表作品對於他來說（他生命後期一些階段除外）也不是什麼大事情，不帶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當代》週刊上提到了他從未發表過的作品，我將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萊、曼、魏德金德、邁林克）放在起。這無疑是第一次公開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這狂歡節股的露面給我寫了封充滿幽默的信；因為我把一個未發表過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與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並論，奉獻給公眾．仿佛人人必須知道他似的，這似乎有點狂妄。一個沒有意義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這個冬天終於邁出了一個舞步，」弗蘭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蘭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蘭茨·布萊的雜誌《徐培裡翁》上（布萊為我的第一本書《給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熱心，以後他常來布拉格，我把他介紹給卡夫卡相互認識了），第二個發表的作品是《佈雷斯齊亞的飛機》（1909年9月28日），發表於布拉格的日報《波希米亞》上，第三次於1910年3月27日發表在《波希米亞》的復活節副刊上。在《觀察》（複數！）這一標題下發表了這幾篇：《窗前》、《夜間》、《服裝》、《乘客》、《供男騎手深思》。沒有人注意到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導致這些東西的發表。（在《觀察〉）一書中這些短篇分別被題為《漫不經心的觀望》、《匆匆過客》、《服裝》等。弗蘭茨·布萊還給發表了小說《一場戰鬥記實》中的兩段）。

　　1908年我青年時的朋友馬克斯·鮑埃姆爾去世。

　　從那時起我加深了與弗蘭茨的關係。我們每天見面，有時一天見兩次。只要弗蘭茨在布拉格（只是後來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鄉下，在療養院裡），這個習慣就堅持不懈。當我們倆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頻率」的工作（這就是說，下午不上班）時，出現了一個巧合，從我們的辦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條路。於是我每天下午兩點在普爾沃塔旁等候弗蘭茨——我把位於希伯納街拐角處的州財政局房頂上那古老的、頗有藝術性的兩隻帝國之鷹都鑽研透了，因為弗蘭茨總是比我來得遲。他不是還有公務要處理，就是在與同事們的談話中忘記了時間——我踱來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見朋友那瘦長的身影和那多半掛在臉上的尷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馬上煙消雲散。那微笑中顯示出對遲到很久的過分的極度恐慌甚至是驚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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