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25)_學達書庫

二五

　　第十八章　眾望所孚

　　萊茵河水後浪推前浪，他就像一位哲人，似乎在向人們拋出一個謎語：取代施密特總理的究竟是哪一位？

　　是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施特勞斯？是自由民主黨的根舍？還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科爾？

　　眾說紛紜，沒有誰能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只有萊茵河水意味深長地奔流著。

　　施密特的總理寶座能否坐得穩當，在聯邦議院的內外已經引起人們的爭議。儘管時局對施密特來說十分不利，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社民黨人認為：如果沒有施密特，社民黨的境況會更糟糕。

　　許多政治評論家和外國外交官認為，施密特至少想使他的政治生涯延續到下一屆聯邦議院選舉到期的時候，即1984年年底。1980年大選之後，社民黨和自民黨執政聯盟的議席已由過去的10個躍升到45個之多。按道理，施密特應該有更多的活動餘地在議會中貫徹他的意圖。1984年——如果施密特能堅持到這個時候的話，他將成為除阿登納總理之外，任期最長的總理，那時，他擔任聯邦總理就達到十年了。

　　但是，反對黨領袖科爾在回答一次記者的提問時認為，施密特政府不可能維持到1984年。1981年6月3日的《圖片報》刊載了科爾這段預言：「對於日益向左轉的社民党能否容忍施密特任滿議會整個立法期這一點，我表示懷疑。至於社民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能否保持到1984年，鑒於社民黨的激烈爭執和自民黨的困境，這點還很難說。」

　　施密特勉強地維持著這個政府，他必須像一個雜技演員，小心翼翼地在搖搖晃晃的鋼絲繩上施展出各種技巧。黨派政策方面的策略，深刻的政見分歧，以及個人之間的猜忌，都需要這位雜技演員用平衡術來化解。這時，施密特至少需要處理好三個人的關係，否則隨時隨地會招至滅頂之災。其一，維利·勃蘭特；其二，自民黨主席根舍；其三，自民党經濟部長格拉夫·拉姆斯多夫。

　　施密特知道，如果他能夠和勃蘭特唇齒相依同舟共濟的話，那麼社民黨內的不安情緒就會減少，而自民黨也不會另謀出路。但是，社民黨應該選擇什麼道路，勃蘭特和施密特總是各持己見。到了1981年秋季，兩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艾哈德·埃普勒和奧斯卡·拉方丹傾向于黨主席勃蘭特；而赫伯特·魏納、埃貢·弗朗克、外交部國務部長彼得·科特裡爾、議會黨團副主席卡爾·利特克和安內瑪麗·倫格爾等，都認為施密特總理比較明智。

　　這兩位政治家早在10年前政見就有分歧。當時，施密特針對勃蘭特過分重視爭取從學生動亂中湧現出來的年輕選民表示不滿。他認為，勃蘭特的主張是不可取的，這種做法將導致傳統的選民對政府失去信心。而現在，勃蘭特主張靠近反對核能和反對導彈，特別是反對美國導彈的年輕抗議者的做法更使施密特惱火。他擔心，社民黨的紀律將因此而被嚴重破壞。

　　勃蘭特則反唇相譏，他認為，從1981年聯邦德國所發生的兩件大事，社民党人士應該重視那群反對核能和反對導彈的年輕人。2月間，大約有8萬示威者向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布羅克多夫進軍，並同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示威者抗議，反對政府在那裡修建一所核電站。同年10月，大約有30萬人在波恩集會，要求政府方面結束核軍備競賽。勃蘭特指出，如果政府在這種形勢下還麻木不仁的話，那麼只會使「綠党」的支持者增加，將會對社民黨產生不良影響。

　　對於根舍的名字，公眾已經熟知多年。他1927年3月21日出生在原民德地區哈雷市郊一個莊園主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應徵入伍，在柏林被美軍俘虜，戰後在哈雷和萊比錫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學，1952年逃往西德地區，在不來梅加入自民黨。他曾經是一位律師，因肺病住過三年多醫院，雖然他只是波恩較小的聯合執政黨的主席，但是他在政壇上卻有不容忽視的地位，並且誰也無法把他從部長的職位上擠下來而不使政府發生危險。

　　根舍是科爾的朋友，也是同住在波恩郊區的近鄰。儘管根舍曾經兩次三番地拒絕同聯盟黨組成聯合政府，但是根舍同科爾的交情使得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的追隨者耿耿於懷。這種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以後的事實就證實了這一點。

　　根舍具有一種迅速理解事物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種一般人所沒有的智慧勇敢。1972年在慕尼黑奧運會期間，作為內政部長的根舍曾提出以自己去交換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綁架的以色列人質。

　　施密特認為，根舍是一個「沒有固定方針的策略家」，人們對他的人品和政治主張一直難以確定。就施密特本人來說，對於自民黨的要求他總是盡可能地滿足。但是，1980年大選之後，施密特從越來越多的事例中發現，同根舍打交道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個自民黨黨主席似乎在尋找一種對抗。例如，關於新政府綱領的談判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施密特感到，基於根舍的態度，兩黨合作實在是太艱苦了。

　　在1981年8月討論預算時，根舍在一項聲明中說，聯邦德國現在面臨著類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時期的經濟和社會挑戰。根舍強調指出，「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十字路口」，「來一個轉折是必要的」。針對根舍的聲明，施密特難免要思量一番：根舍在聲明中所提及的「轉折」，究竟用意何在？是聯合政府同舟共濟去實現這一轉折，或是他本人在政治夥伴的抉擇上來一個轉折？

　　施密特嗟歎不已，此時他深感大勢已去。也許，他會在夜深人靜時捫心自問：他作為聯邦總理到底還能呆多久？窗外霪雨霏霏，施密特突然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倦怠和暈眩。這時，他哪裡料到病魔已經纏上他了。

　　有一次，他在石荷州度假別墅中摔倒了，他跌在地上兩眼直冒金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支撐著孱弱的病體勉強站起來，可是雙腿一軟，再度跌了下去。在以後的幾個月中，他的病情多次復發，但是他對此守口如瓶，仍然日理萬機。終於，在1981年10月13日施密特再也支撐不住了，他被送入科布倫茨醫院，醫生們不得不為這位心力交瘁的總理安上心臟起搏器。

　　聯邦總理的健康狀況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關注，各種慰問似潮水般地湧向總理府。但是，不出幾天，這位總理又倔強地回到了他的工作崗位，可怕的事又發生了，聯邦總理由於疾病的襲擊，他的記憶力已經出現了災難性的混亂，很多最近發生的事情都從他的腦海裡抹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這時，他不得不抓緊時間拼命地去瞭解，最近到底發生過什麼。然而，這一切他又不得不對外界保密。

　　從1974～1982年，這位曾經被譽為「鐵腕宰相」的聯邦總理的確衰老了許多：面部肌肉鬆弛，皺紋密佈，看上去就像一隻秋霜後的茄子。在聯邦總理職位上度過的8年多的時間，仿佛捱過了20年，老了20歲。

　　就在這時，一件令人不高興的事情又發生了。

　　在1982年2月3日格爾德·H·佩爾埃蒂主持的《每日專題報道》節目中，這位節目主持人採訪了社民党議員哈拉爾德·舍費爾、克勞斯·格羅貝克爾和格哈德·施羅德。

　　採訪摘要如下：

　　佩爾埃蒂：社民黨議會黨團有人問，赫爾穆特·施密特到底要向誰施加壓力？在這個問題澄清之前，人們正日益感到失望。今天到這裡來（參加議會黨團會議），而且在信任案問題的壓力下，根本無法再談及細節的社民党議員的自我感覺如何呢？

　　舍費爾：如果提出信任問題，就表明了聯邦政府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社民黨聯邦議院一名議員的活動餘地就局限於回答這一問題，即，要不要這位總理。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他要這位總理，他要這屆政府。

　　佩爾埃蒂：此時人們的感覺如何，是不是感到有壓力？

　　舍費爾：感覺很好。

　　格羅貝克爾：謝天謝地，您沒有問我的情緒如何。

　　佩爾埃蒂：那麼您的情緒如何呢？

　　格羅貝克爾：很糟！

　　佩爾埃蒂：結果將如何？

　　格羅貝克爾：這還難說。我認為總理感到厭倦了。

　　施羅德：在信任案問題上，我信任總理，因為他的替代者將是愚蠢的科爾，而且這個人是不會有人要的。正因為這種情況，我在信任案問題上自然會投贊成票。但是我承認，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是非常糟糕的。這不是兒戲，必須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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