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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與喬治敦區社交界和新聞媒體的密切關係也成為憤恨的源泉,尼克松懷疑他在晚宴上吹噓自己的成果,炫耀他如何使一個總統危險的衝動得以控制。基辛格在社交圈說的話大部分給添油加醋地反饋上來,這進一步地加重尼克松的疑心。

  基辛格過去的恩人或主子——克雷默爾、埃利奧特、洛克菲勒都是赫赫有氣派的人物,但基辛格在皮埃爾飯店見到尼克松時發現,這是個不討人喜歡、軟弱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後來基辛格又注意到尼克松很害羞,害怕見生人,害怕當面把令人失望的消息傳達給當事人。「他不喜歡人,我不懂他為什麼要進入政界。」基辛格曾說道。

  毫無疑問,尼克松讓周圍人對他產生不信任感。基辛格這種具有多疑症的人尤其如此。每次當總統來了一個特別奇怪或令人害怕的電話,或者總統打電話時聽上去喝醉了或有所失控,基辛格總示意他的下屬監聽,與他分擔恐懼感。

  基辛格私下裡稱尼克松為「那個瘋子」、「我們的酒鬼朋友」,「如果讓總統自行其是,每星期都會發生核戰爭。」基辛格會對他的助手悄悄嘀咕道。

  「沒有人比他更接近總統,也沒有人有權利像他那樣瞧不起總統——這就是他苦苦追求的效果。」一位既是哈佛同事又在尼克松政府供職的人這樣說起基辛格。

  作為一個難民,一個既缺乏安全感又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基辛格學會了如何博得權勢人物的青睞。在與尼克松接觸中,他尤其學會了如何拍馬奉承。

  儘管他在背後對尼克松極盡詆毀之能事,當面卻知道討好獻媚。上任後頭一個月的歐洲旅行中,尼克松急切需要知道他自己幹得如何出色,基辛格滿足了他的願望。頭一次會見蘇聯大使多勃雷寧後,尼克松四次電話打到基辛格辦公室問自己幹得如何,基辛格又一次滿足了他的願望。

  尼克松的白宮錄音帶一旦公開,對基辛格造成的損害比誰都大,因為他對尼克松說的奉承話全在上面。1982年在洛杉磯,基辛格對曾是尼克松國內事務助理的約翰·埃爾希曼說:「遲早這些錄音磁帶公佈出去,我們倆人看上去就像一對十足的傻瓜。」說的只是你自己吧,埃爾希曼想。

  尼克松常帶有一種惡意的快感大肆抨擊猶太人,尤其是當他看到基辛格坐立不安,卻又不敢反駁他的時候。對於尼克松的反希伯來傾向,基辛格從不採取對抗態度。「尼克松有許多加利福尼亞中下層階級出身的人的偏見」,基辛格在制止他的猶太助手對尼克松不滿時說。

  他過後為自己辯護道,與尼克松抗辯是「自殺性的行為」,「尼克松的話題總離不開新聞界的陰謀,權勢集團的敵意,喬治敦區社交界的傲慢浮誇,你要反駁他就會付出被逐出核心圈的代價。」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樂於討好,這使得他們形成一種複雜而穩固的關係。他們沒有密切的私交,但他們都多疑,好秘密行事,傾向於把人朝壞處想,善於搞背靠背,推行實用政治,都是冷酷現實主義和操縱權術的混合物,都對外交事務感興趣並且相信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情感要求上,而是建立在力量評估上。

  一天之中,基辛格和尼克松要會談五六次,有時候達數小時之久。

  早晨,例行彙報後,尼克松又把基辛格在橢圓形辦公室留上兩小時;下午他在行政辦公大樓召見基辛格。

  總之,基辛格與總統呆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他人,以這種方式,他倆結成一對陰謀家,共同對抗官僚機構和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

  第五章 歡迎去越南

  1.走馬上任定國策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片亂哄哄的氣氛中登上國會大廈的臺階,開始就職典禮。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書們應基辛格的要求,在每個高級官員的桌上放上三個決議備忘錄——NSDM1(國家安全委員會決議備忘錄),NS-DM2,NSDM3——這標誌著權力已集中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裡。

  下午,當尼克松和國務卿羅傑斯在白宮前面注視參加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經過時,基辛格已經起草了將發往美國駐外大使館的電報。就在這時,他突然意識到他需要使用國務院的通訊設施,他越過草坪來到觀禮台,性格溫和的羅傑斯微笑地為這位工作勤奮的總統助理簽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又為尼克松起草發往從勃列日涅夫到戴高樂的各國首腦的私人信件。尼克松知道國務院要花四個星期才寫得出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並且還會弄成一鍋粥,因而他壓根兒就不打算讓國務院知道這些信的存在。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背著羅傑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動。此後,基辛格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後渠道。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繼承了美國外交的四大錯誤路線。

  第一,進退兩難的越南戰爭。

  此刻,已有31000名美國軍人死在那塊遠離華盛頓的地方。美國發起這場戰爭是因為它認為北越的行為是中國—蘇聯擴張主義的體現。但到了1969年,顯而易見,這實際上只是對北越共產黨獨立民族主義的誤解,也是對中蘇關係的誤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

  美國受到堅如磐石的共產主義堡壘的威脅。這一觀點已經過時。從1960年開始,中國開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蘇聯從中國撤走專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邊境爭端出現,美國面臨著操縱均衡勢力的挑戰和機會,而尼克松的前任並未意識到這點。

  第三,美蘇之間對雙方利益都沒有好處的軍備競賽的升級。

  第四,因為美國的無能而使美國與中東的關係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戰爭」之後,華盛頓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減退而蘇聯的影響力隨之增加。埃及和敘利亞成為蘇聯的夥伴。

  尼克松和基辛格開始著手處理這四個方面的問題,有時他們做得很出色,有時卻弄得一團糟。不管他們幹得如何,他們採取了一種新的處理美國事務的方法,即:愈來愈依賴於詭計、保密和幕後途徑,以此來避免遭到來自國會、公眾甚至內閣的反對。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時,美國在越南駐紮了536000名軍人。美國每星期的死亡人數高達200人,對美國納稅人造成的戰爭負擔達到每年30億美元,這相當於1990年的100億美元。

  戰爭前景一片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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