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2)_學達書庫

二

　　他的孩子們很少跟他談論自己的問題。「他不懂孩子們會有問題，也不認為他們確實有問題」，基辛格回憶說，「他更不理解10歲兒童所具有的那種類型的問題。」

　　而葆拉·基辛格卻相反，她是解決家庭危機的能手。「我父親很幸運，有一個能作主的，頭腦實際的妻子。」基辛格說。她從沒有博大精深的理論，卻把家務事管理得井井有條。

　　葆拉目光敏銳、直覺很強。在她的微笑和優雅的氣質後面隱藏著一種堅強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兒子那樣好思考，也沒有多少學問，但她更清楚自己該幹什麼，周圍人在想什麼。

　　孩提時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歡跟好朋友廝守在一塊。他的形影不離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後來成為以色列生化學家的曼納欣·利昂。他們幾乎每個下午和週末都在一塊度過。星期六，利昂的父親教他們猶太經文，並帶他們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親討論他無法跟自己父親開口的問題。「他們住在我們附近，他騎自行車過來，」利昂回憶道，「我感到他和他父親之間存在著問題。他害怕他父親，因為他有點迂。他父親老是檢查他的家庭作業。他不只一次告訴我，他無法跟父親討論任何問題，尤其是關於女孩子的問題。」

　　基辛格和利昂常帶著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園去散步，有時候到結凍的湖上滑冰。在一個安息日夜晚，倆人玩得太開心，回家晚了。「在當時德國，一條最神聖的行為準則是按時回家，從不在外面過夜。」利昂的母親過後說，「於是，我丈夫抽出皮帶，揍了他們一頓。」利昂的父親很不公正地責怪基辛格帶壞了利昂，禁止他兒子一星期跟基辛格會面。後來，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營呆了六星期，以避開基辛格。

　　對小基辛格來說，有一塊地方特別充滿魔力，這就是他母親的家。

　　他們每年夏季都去那兒，這是一個建立在溫馨鄉間的家，房子修得富麗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這裡追逐著自家養的雞，再大一點，便開始跟朋友們一塊玩球。有時候，基辛格會跑到朋友的花園，借來梯子和墊子玩雜技。這種事對生性嚴肅的基辛格來說，本來是不屑為之的。

　　基辛格從菲爾特的學校畢業之後，就讀于伍爾茲堡的猶太神學院。

　　他在那兒過得很愉快，宿舍生活，無窮無盡的書籍可讓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脅，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滿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爾茲堡不是為了做猶太教教師，因為，在德國做猶太教教師，甚至是猶太人已沒有出路。他去伍爾茲堡是因為當時他無事可做。

　　3.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時候，紐倫堡已出現反希伯來人的報紙，這一發行量達50萬份的報紙叫囂要把猶太人全部滅絕，很快在菲爾特也燃起反猶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納粹黨的煽動下，通過了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基督徒通婚，禁止猶太人在國立學校任教以及從事其他專業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認為不能教真正的德國人，失去了他引以驕傲的工作。他籌建了一所猶太人假日學校，在校裡教會計學，但他從此變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顆善良的心所無法理解的仇視弄得卑微而委瑣。

　　多年之後，基辛格儘量不提他的猶太人身份。在他難得的幾次有關他童年時代的談話中，他稱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德國人」，當然，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是德國猶太人。但是，他們是已經德國化的猶太人。

　　他也儘量淡化孩提時代所遭受的心靈創傷、迫害、毆打和那種被社會所拋棄的感受。「我在菲爾特的生活沒有留下什麼抹不去的痕跡。」

　　基辛格說，「我並未意識到自己不幸福。我並不真正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對孩子們來說，這些事沒有那麼嚴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認為這話是自欺欺人之談。有些人認為他那富有傳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來自於他對記憶的逃避。一個為了看球裝成是別人的孩子長大之後，很可能為了得到社會承認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們這樣認為。

　　葆拉·基辛格對納粹時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諱。「我們的孩子不允許跟其他孩子玩。」她說，「他們被關在花園裡。他們喜愛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紐倫堡的比賽禁止他們觀看。」她特別記得她的孩子那滿臉的困惑和害怕——當他們看到納粹青年一邊走一邊奚落猶太人時。

　　「幾乎所有的菲爾特城的青少年都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他們穿著制服，高唱進行曲，在街上列隊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著，不懂為什麼他們沒有權利參加。」

　　「反希伯來主義是巴伐利亞的特徵，並不是從希特勒時代才開始。」

　　曼納欣·利昂說。「我們跟非猶太人孩子沒有來往。我們看到非猶太人孩子走過來就害怕。我們經歷了現代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但我們把這看作理所當然，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夥伴也有過類似的痛苦回憶。他們不能去游泳池、舞廳或茶室，他們到哪兒都能看到「猶太人禁止入內」的牌子。他們認為這些事情都存在於他們的潛意識中。「我們都在某種自卑的心態中長大。」弗蘭克·哈瑞斯說。

　　納粹的崛起對葆拉·基辛格打擊最大。路易斯對所發生的一切噤若寒蟬、呆若木雞，但葆拉卻很敏感，並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個生性活潑、好交際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猶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當她的非猶太人朋友開始回避她，當猶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時，她開始意識到她的家庭在德國沒有前途。

　　「這是我的決定，」她過後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們。我知道留下來沒有生路。」

　　她有一個表親多年前移居到美國曼哈頓的華盛頓高地，雖然她們從未見過面，葆拉於1935年底寫信給她，問是否能讓海因茨和瓦爾特到她那兒去生活。「不」，她的表親回答，「整個基辛格一家應移居到那兒，不僅僅是孩子們。」

　　葆拉非常愛自己的父親，不願意離開他。他因為癌症正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識到別無選擇。她的表親已為他們辦好進入美國的必要手續，他們離開德國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後一次去拜訪葆拉的父親和後母。「我從未見過我父親哭，但他跟我母親的父親告別時哭了，」基辛格說，「我極為震驚。我突然意識到我們捲進了什麼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親無法對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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