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基辛格 | 上頁 下頁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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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孩子們很少跟他談論自己的問題。「他不懂孩子們會有問題,也不認為他們確實有問題」,基辛格回憶說,「他更不理解10歲兒童所具有的那種類型的問題。」 而葆拉·基辛格卻相反,她是解決家庭危機的能手。「我父親很幸運,有一個能作主的,頭腦實際的妻子。」基辛格說。她從沒有博大精深的理論,卻把家務事管理得井井有條。 葆拉目光敏銳、直覺很強。在她的微笑和優雅的氣質後面隱藏著一種堅強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兒子那樣好思考,也沒有多少學問,但她更清楚自己該幹什麼,周圍人在想什麼。 孩提時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歡跟好朋友廝守在一塊。他的形影不離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後來成為以色列生化學家的曼納欣·利昂。他們幾乎每個下午和週末都在一塊度過。星期六,利昂的父親教他們猶太經文,並帶他們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親討論他無法跟自己父親開口的問題。「他們住在我們附近,他騎自行車過來,」利昂回憶道,「我感到他和他父親之間存在著問題。他害怕他父親,因為他有點迂。他父親老是檢查他的家庭作業。他不只一次告訴我,他無法跟父親討論任何問題,尤其是關於女孩子的問題。」 基辛格和利昂常帶著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園去散步,有時候到結凍的湖上滑冰。在一個安息日夜晚,倆人玩得太開心,回家晚了。「在當時德國,一條最神聖的行為準則是按時回家,從不在外面過夜。」利昂的母親過後說,「於是,我丈夫抽出皮帶,揍了他們一頓。」利昂的父親很不公正地責怪基辛格帶壞了利昂,禁止他兒子一星期跟基辛格會面。後來,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營呆了六星期,以避開基辛格。 對小基辛格來說,有一塊地方特別充滿魔力,這就是他母親的家。 他們每年夏季都去那兒,這是一個建立在溫馨鄉間的家,房子修得富麗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這裡追逐著自家養的雞,再大一點,便開始跟朋友們一塊玩球。有時候,基辛格會跑到朋友的花園,借來梯子和墊子玩雜技。這種事對生性嚴肅的基辛格來說,本來是不屑為之的。 基辛格從菲爾特的學校畢業之後,就讀于伍爾茲堡的猶太神學院。 他在那兒過得很愉快,宿舍生活,無窮無盡的書籍可讓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脅,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滿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爾茲堡不是為了做猶太教教師,因為,在德國做猶太教教師,甚至是猶太人已沒有出路。他去伍爾茲堡是因為當時他無事可做。 3.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時候,紐倫堡已出現反希伯來人的報紙,這一發行量達50萬份的報紙叫囂要把猶太人全部滅絕,很快在菲爾特也燃起反猶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納粹黨的煽動下,通過了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基督徒通婚,禁止猶太人在國立學校任教以及從事其他專業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認為不能教真正的德國人,失去了他引以驕傲的工作。他籌建了一所猶太人假日學校,在校裡教會計學,但他從此變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顆善良的心所無法理解的仇視弄得卑微而委瑣。 多年之後,基辛格儘量不提他的猶太人身份。在他難得的幾次有關他童年時代的談話中,他稱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德國人」,當然,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是德國猶太人。但是,他們是已經德國化的猶太人。 他也儘量淡化孩提時代所遭受的心靈創傷、迫害、毆打和那種被社會所拋棄的感受。「我在菲爾特的生活沒有留下什麼抹不去的痕跡。」 基辛格說,「我並未意識到自己不幸福。我並不真正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對孩子們來說,這些事沒有那麼嚴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認為這話是自欺欺人之談。有些人認為他那富有傳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來自於他對記憶的逃避。一個為了看球裝成是別人的孩子長大之後,很可能為了得到社會承認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們這樣認為。 葆拉·基辛格對納粹時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諱。「我們的孩子不允許跟其他孩子玩。」她說,「他們被關在花園裡。他們喜愛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紐倫堡的比賽禁止他們觀看。」她特別記得她的孩子那滿臉的困惑和害怕——當他們看到納粹青年一邊走一邊奚落猶太人時。 「幾乎所有的菲爾特城的青少年都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他們穿著制服,高唱進行曲,在街上列隊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著,不懂為什麼他們沒有權利參加。」 「反希伯來主義是巴伐利亞的特徵,並不是從希特勒時代才開始。」 曼納欣·利昂說。「我們跟非猶太人孩子沒有來往。我們看到非猶太人孩子走過來就害怕。我們經歷了現代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但我們把這看作理所當然,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夥伴也有過類似的痛苦回憶。他們不能去游泳池、舞廳或茶室,他們到哪兒都能看到「猶太人禁止入內」的牌子。他們認為這些事情都存在於他們的潛意識中。「我們都在某種自卑的心態中長大。」弗蘭克·哈瑞斯說。 納粹的崛起對葆拉·基辛格打擊最大。路易斯對所發生的一切噤若寒蟬、呆若木雞,但葆拉卻很敏感,並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個生性活潑、好交際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猶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當她的非猶太人朋友開始回避她,當猶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時,她開始意識到她的家庭在德國沒有前途。 「這是我的決定,」她過後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們。我知道留下來沒有生路。」 她有一個表親多年前移居到美國曼哈頓的華盛頓高地,雖然她們從未見過面,葆拉於1935年底寫信給她,問是否能讓海因茨和瓦爾特到她那兒去生活。「不」,她的表親回答,「整個基辛格一家應移居到那兒,不僅僅是孩子們。」 葆拉非常愛自己的父親,不願意離開他。他因為癌症正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識到別無選擇。她的表親已為他們辦好進入美國的必要手續,他們離開德國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後一次去拜訪葆拉的父親和後母。「我從未見過我父親哭,但他跟我母親的父親告別時哭了,」基辛格說,「我極為震驚。我突然意識到我們捲進了什麼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親無法對付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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