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23)_學達書庫

二三

　　要得到出版《對話》的許可真可謂困難重重，而在羅馬當局准許出版後不久，薩西王子卻突然去世，打算出版《對話》的林賽學會也隨之解散。後來得到第二次許可，准予在佛羅倫薩出版，《對話》便於1632年3月在那裡問世。這時發生了一場鼠疫，使樣本沒能及時送往羅馬。

　　這年8月，羅馬宗教法庭突然下令停止售書，伽利略也被傳受審。科西默雖已去世，但年輕的費迪南德大公強烈抗議如此對待這位已獲准出書的作者。這已無濟於事，烏爾班八世心如鐵石，氣沖牛斗，即使伽利略身患重病也不能多耽擱，儘管給伽利略看病的醫生們向佛羅倫薩宗教法庭申明伽利略去羅馬會有生命危險。當時正值嚴冬，因鼠疫流行，沿途設置了層層檢疫關卡，但年近七旬的伽利略還是被傳告即赴羅馬，否則要拘拿到庭，並且要付捕役們的盤費。

　　原來是有人給烏爾班八世看了1616年的那份未簽字的公證人記錄。教皇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份文件，由於伽利略從未告訴過教皇還有禁止他討論哥白尼學說的禁令，因而這在教皇看來似乎是違背法令的舉動。

　　不知是誰挖出了這份早應銷毀的毫無法律價值的文件。

　　羅馬人認為沙伊納對此負有責任，這是可能的。沙伊納在1630年出版了一部論述太陽黑子的巨著，書中在有關太陽黑子周年路徑的細節上激烈地攻擊了伽利略。他認為伽利略在《對話》第三天所用的論據取自他的書，用來支持哥白尼，但實際上伽利略在看到他的書之前就已獲准出版《對話》。沙伊納1624年移居羅馬，使他有機會煽動羅馬宗教法庭。總之，這份有文字記錄的文件使教皇相信伽利略有意欺騙他。

　　伽利略於1633年2月到達羅馬，投宿于很友好的新任托斯康大使的住所。大使把事情原委詳細告訴了伽利略，使他知道了問題出自1616年在貝拉明住所召開的會議。大使深知教皇正在盛怒之下，而伽利略對結局沉著自信使這位大使感到吃驚。除了伽利略無論是大使還是其他活著的人都不知道貝拉明的保證書。

　　直到3月12日，審判才開始。在向伽利略詢問了一連串有關《對話》的寫作、獲准出版、印刷等問題之後，法庭又提出了1616年裁決者的裁定。並且問伽利略是誰把決定告訴他的，伽利略回答說：

　　「1616年2月，貝拉明紅衣主教告訴我，由於哥白尼的觀點完全與《聖經》相抵觸，因而不能堅持，也不能為它辯護，但可以把它作為假說。對此我有貝拉明主教在1616年5月26日寫的保證書為憑證，我呈上這份保證書的副本原本我也帶來了，這完全是貝拉明主教的親筆。」

　　這文收在《伽利略的科學生涯》中。檢查官驗證了這件物證，然後問當時是否還有其他人在場，是否還有人給了他其他的命令書之類的東西。伽利略說有一些他不認識的多明我會神父在場，他接著說：

　　「據我回憶，當時情況是這樣的：一天早晨，貝拉明主教派人來找我，告訴我一些細節，我很希望當著諸位的面把這些說給教皇陛下聽；最後他告訴我，不能堅持哥白尼的觀點，或為他的觀點辯護，因為它違背《聖經》。至於那些多明我會神父，我已記不得他們是一開始就在那裡，還是後來才到場的；我也不記得在主教告訴我不能堅持哥白尼觀點時，他們是否在場。也可能有某個人警告過我不可堅持哥白尼的觀點或為其辯護，但我記不得了，因為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情。」

　　然後檢查官向伽利略宣讀了那份命令書，其中包括「也不許以任何方式講授」的話。伽利略沒有讓步，說他只記得有貝拉明的勸告，並且他一直按照保證書行事——保證書中說他「只知道由目錄公理會出版的教皇陛下發佈的宣言」，即地球運動「與《聖經》抵觸，因而不能堅持這種說法，也不能為它辯護。」

　　自然，法庭要求伽利略拿出貝拉明親筆簽署的原件，他照辦了。宗教法庭據以加罪伽利略的是一份未經簽署的會議記錄，因此就所提出的唯一實質性的問題來說，按最佳證據原則伽利略已經勝訴。審判中沒有提出任何有關科學的問題；罪名只是「具有重大異端嫌疑」。只要違背了官方命令就足以加上這個罪名，而不管是否有過異端言行。

　　釋放伽利略有損於羅馬宗教法庭的名譽和權威，因此宗教法庭私下安排要伽利略承認做了一些錯事，並且不要為自己辯護。如果接受這樣的條件，他可以獲得寬大處理。伽利略書面承認，在讀了自己的《對話》之後，發現其中某些地方過於偏激；然後他辯解說，任何人都會誇大自己的論點，他否認有任何不良意圖。他一直期望能被從輕判處，但卻被判為終身監禁，他完全崩潰了。

　　審判結束後，伽利略在羅馬滯留期間，就邀拜訪了錫耶納的大主教皮可羅米尼。托斯康大使設法使對伽利略的判決減輕為由這位大主教監護，大主教的仁愛和理解拯救了伽利略的生命和神智，他使伽利略重新將精力用於科學，鼓勵他開始寫計劃已久的關於運動的論文。大主教是通過自己的數學老師卡瓦列利得知伽利略這項計劃的，因為卡瓦列利是卡斯特利的學生，也是伽利略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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