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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9世紀20年代,華茲華斯的保守還表現在他對占統治地位的英國聖公會的越來越強烈地皈依與虔敬。以前他有一種泛神論的觀點,認為神靈普遍存在,大自然也有神性,現在這一觀念被聖公會正統的上帝觀念所取代。

  道德觀念也愈來愈狹隘,在基督教的清規戒律與守舊思想中停滯不前。從以前的對勞動人民疾苦的同情與關心轉而支持有土地的鄉紳。他以恐懼的心理面對各種社會變革,幻想以舊的制度來緩和變革的陣痛。

  更為錯誤的是,華茲華斯傾向於用鎮壓手段來制止革命行動,在當時他的社會理想是仍由保守的托利黨掌權,由英國國教與鄉紳來領導。當1832年革新法案獲得通過,保守的托利黨下臺,唯新的輝格党上臺執政時,華茲華斯憂心如焚,有如世紀末日即將來臨。

  攀附權貴在實際生活中,華茲華斯家又發生了新的變故。

  1808年華家搬離「鴿舍」,搬進愛倫岸的大房子。

  在這幢房子裡,華茲華斯失去了女兒凱洛琳與兒子湯姆。他倆不幸前後染病夭折。1813年,華茲華斯舉家搬到當地的豪華區,居住於瑞德山莊,開始躋身於上流社會。經濟上仍靠羅德家償還的債金再作點投資得到一些盈餘過日子,並不很寬綽,中年的華茲華斯第一次想到要找一份工作以獲取固定的收入,就向郡主求助。郡主正是羅德家族的人。華茲華斯請求替他謀一份有固定收入又可兼顧文學創作的差事。幾經周折,1813年他終於獲得了他平生第一份工作——西姆藍市的印花稅務員。後來一直在這個位置上,直到老了的時候,出於為不成功的兒子考慮,才將這個位置讓給了兒子。1813年後,他一直追隨羅德家族,甚至成了羅德家族的心腹。在1818年該郡的大選中,華茲華斯積極替羅德家的競選活動奔忙,暗中替羅德家拉選票,報告競選的各種小道消息。倫敦的友人嘲笑華茲華斯卑躬屈膝,心甘情願地讓羅德家使喚。他中年攀附權貴的媚態與年輕時目空一切的灑脫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做人方面,華茲華斯也有極大的變化。過去不問錢財,現在卻很看重實際利益。青年時期的華茲華斯熱血沸騰,激情澎湃,現在完全是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中年男人,老成持重、呆板冷漠。過去他散懷山水、寄情自然,現在一頭紮進世俗的社會之中,將做人的義務責任擺在首位。20多年前,他曾不把劍橋的文憑看在眼裡,棄考遠遊,而在20多年後的1816年,他卻寫信給劍橋的晚輩,勸他一定要留在劍橋。

  中年的華茲華斯對年輕人總是滿口責任義務,大談修身養性,處處不忘說教,督促後人,以致年輕人對他頗為反感,甚至不把他再看作是浪漫派的代表人物。

  名聲大振

  詩情的衰退是在中年,轉向保守是在中年,然而華茲華斯的成名,他為評論界所賞識、為大眾所喜愛也發生在中年。《詩兩集》出版7年之後,華茲華斯1814年出版長詩《遠遊》,1815年,再出一詩集,其中包括《抒情歌謠集》與《詩兩集》中的部分詩作,也包括新寫的個別詩作。這本詩集第一次按照後來多數詩集都採用的非編年體順序排列,按人生階段分類,諸如「獻給童年的詩」、「關於老年的詩」。

  這反映了華茲華斯的一個基本宗旨——通過詩歌描寫人的生命過程與心靈歷程。

  對於這些作品,評論界一如往昔,毫不留情地貶駁得一無是處。

  這是詩人最後的磨難。華茲華斯與多羅茜都經受住了這一考驗,因為他們擁有內在的自信。儘管多羅茜有些沮喪,一方面表示對在有生之年親眼看見哥哥的詩獲得成功,不再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她又說「我深信他的詩將永存於世。當我們的肉體的關懷被世人遺忘時,他的詩仍會在人間慰藉疾苦,增進快樂!」華茲華斯自感是個一等的天才。天才總是與眾不同的,所以,他才得不到大眾的理解,因為受到喜愛的往往只是已經習慣了的事物,對新事物,人們存有偏見,難以接受。

  然而,1820年出版的詩集《德溫河》,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一面世即大獲好評。德溫河是華茲華斯童年記憶裡家鄉的河,華茲華斯將其一生與德溫河的情感款款注入筆尖,情深詩美。1820年新版詩集《四卷集》出版,1822年又出《傳教敘述詩》。華茲華斯的名望逐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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