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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第四章 保守冷漠、抵制變革、俗不可耐的中年時期

  一個華茲華斯是詩中之仙
  另一個卻是瑞德山莊的沉悶居士——
  西姆藍市稅務員!

  ——哈利特

  這小演員又學到了別的
  將「生命」與她帶來的隨役
  排滿在千變萬化的人生舞臺
  直到麻木的年代
  看來她的整個天職
  似是無休止的對世俗的摹仿。

  ——華茲華斯:《永生頌》

  轉向保守

  通常人們將1805年看作是華茲華斯藝術生命中的一個分水嶺。它標誌著詩人的才華在達到頂峰的同時又告別了頂峰,華茲華斯的創作才能從此明顯衰退。有盛就有衰,本合乎常理。

  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大,人的幻想、想像力漸漸失去了青少年時期的那份生動與活躍。對於華茲華斯而言,確實還有其他複雜的因素起作用。其一是婚姻家庭,生兒育女所帶來的責任與義務,使他必然會告別「自然人」的立場,做一名「社會人」。這種必然的轉變對於一位自然詩人來說,也許是致命的。另外,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友誼的決裂也是一個因素。友誼的熄滅使華茲華斯這位與外界少有交往的人缺少了交流,撞擊不出思想的火花,思維容易陷入死板與僵化,因而才情褪色。最後,政治態度的轉變,嚴重的保守思想對華茲華斯的創造才能造成了嚴重束縛。

  華茲華斯的青年時代是反叛現實、鼓吹革命的,一度還是追隨哥德汶的激進派,什麼時候轉變到因襲守舊、反對變革的保守立場了呢?華茲華斯的轉變可以說是以1809年的一篇論文《辛特拉條約》為標誌的。在此之前,或者換句話說,在19世紀的整個前10年,華茲華斯還是站在民主立場上的。雖然隨著革命走向過激,尤其是在拿破崙四處掠奪鄰國之後,華茲華斯開始反對暴力革命,理想幻滅,甚至轉而讚美英國現實的穩定,但是華茲華斯的整個民主立場並未完全改變。他很長時間都保持著對政府與上層階級的極端批評態度。寫於1802年的政治詩《倫敦,一八〇二》就是一個有力的見證。華茲華斯在詩中將英國社會現實比作一潭死水,追憶彌爾頓,呼喚再度出現彌爾頓式的人物來變革英國停滯的現實。19世紀初,詩人還譴責過英國政府對拿破崙入侵其他各民族的袖手旁觀,不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去解放他們。

  在1809年的《辛特拉條約》這篇論文中,他最後一次流露了這種批判意識,他認為英國不應該召回自己的部隊,將西班牙出賣給血腥的暴君,並在不光彩的辛特拉條約上簽字。詩人在19世紀的最初10年還擁有較強烈的批判精神,還贊成「適度的改革」。而到了19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華茲華斯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他覺得任何改革都是危險的。他站在保守的托利黨的立場上,看不慣點滴新的變動,政治上與宗教上進一步走向謹小慎微的守舊主義,對任何一點變革都持愈來愈強硬的反對立場。

  華茲華斯的保守派立場取代了他以前的民主主義傾向。他十分害怕工業革命,譴責輝格黨放任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災難,寄希望於復蘇中世紀的社會制度。這種傾向在其1814年的長詩《遠遊》中有所體現。在描寫英國社會工業化的面貌時,長詩著重描寫了英國社會物質繁榮背後的陰暗面。詩人感歎平靜純樸的生活遭到破壞,人成了金錢的奴隸與犧牲品。工業革命遺失了舊社會的安詳,封建自然經濟溫情脈脈的關係被尖銳的勞資對立與仇恨的情緒所取代。各守其位,本份、守信,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美德,被工業化時代惡劣的競爭甚至搶奪所取代。可見,華茲華斯在政治上愈來愈走向保守,面向過去。1815年他寫了長詩《白色扁角鹿》,其寓意是:任何鬥爭,不管它的目的多麼崇高,都是殘酷的,只能導致不幸。詩人否定任何性質的革命,對寧靜的宗法制穩定結構無限推崇與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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