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90)

九〇

　　§第十章　疏遠和離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給總統的備忘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來就已十分尖銳的對立更加白熱化。它導致了緊張而苛刻的參議院聽證會，使我陷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立的僵局，同時引發了參謀長們將全體辭職的傳聞。它推進了我與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最終分道揚鑣的進程，加速了我從五角大樓的離去。

　　在那個夏天和秋天突發的一系列事件使總統和政府、國防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們很難將注意力僅僅集中于越南。我們面對的是如山洪般驟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機和問題。一場中東戰爭促使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熱線首次起用；蘇聯反彈道導彈計劃使東西方之間的核平衡面臨傾覆的威脅；希臘和土耳其關於塞浦路斯問題爭端的陰影使北約的東部側翼出現危險；在我們國內幾個主要城市的種族騷亂；當然，還有不斷興起的反戰示威，包括一次企圖關閉五角大樓的大規模的行動……新聞界開始報導包括我在內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壓力的一些徵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也暗示他不想尋求一九六八年的連任。

　　在我遞交備忘錄後的兩個星期裡，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總統和我不下七份備忘錄作為回應。正如《五角大樓報》後來所評論的那樣：「華盛頓的造紙廠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產紀錄。」

　　參謀長聯席會議感到特別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議：應在我們對越南的最低目標中排除那些意義不夠明確的部分。

　　正如我曾經講過的那樣，我強調我們的政策將基於兩項原則：「一、我們所承擔的義務僅僅是為了使越南人民能夠獲得權力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二、一旦這個國家停止自救，我們的義務也將終止。」參謀長聯席會議聲稱，這個原則與美國在越南現行的國家政策和目標相悖，將被排除在進一步考慮之列。

　　他們指責說，我的論點違背了體現美國現行政策和目標的第228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而該文件，他們著重指出，仍是當前美國政府的戰時決策性文件。

　　實際上，第228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麥喬治·邦迪給迪安·臘斯克、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個簡要的筆記。其中寫道，總統已決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報告中有這樣的話：「我建議您向各政府機構明確表示，我們準備對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國內的局勢得到控制。」但是，我的報告同時還包括這樣一個關鍵的限制條件：我們當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來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須依靠自己贏得戰爭。

　　參謀長們搞錯了，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但他們也是正確的，因為，近幾年來我們已偏離了該政策規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問題從未解決。如果南越政府像他們歷來所表現的那樣，即不能贏得更無法保持人民對它的支持，並據此打敗叛亂者，難道我們應該去替他們做嗎？

　　參謀長們還極力主張美國部隊對北越進行更猛烈的海陸空立體攻擊。他們對這個建議如此重視，因此要求我就該建議提請總統注意，當然，我照辦了。五月二十日，他們交給我另一份備忘錄重申他們的觀點，即入侵北越、老撾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國部署美國部隊已變得非常必要，同時，存在對南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極大可能。他們強調，所有以上這些行動都突出地顯示了我們需要動員美國的預備役部隊。

　　他們堅持冒險挑起核衝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驚。

　　為了解決我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問題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報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組織他的專家們進行分析評估，提出一個變通的方案。報告的結果十分明確：我們不相信任何計劃……能夠將軍用物資以及其它必需物資的運輸量減少到足夠的程度，以至於可以影響在南越的戰爭，或降低河內在戰爭中堅持下去的決心。中央情報局解釋說：「這個結論基於無可辨駁的事實：公路網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個非常深廣的緩衝地帶，幾乎可以肯定沒有哪個封鎖計劃可以達到那樣的邏輯目標系統：使人員和物資向南越的滲入量低於現有的水平。

　　參謀長們怒不可遏地抵制這個分析報告，並繼續施加壓力敦促採取更猛烈的轟炸行動。

　　尖銳的對立不僅存在於高層文職和軍事官員中，同時也存在於軍隊內部。例如：大約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和海軍部長保羅·Ｈ·尼採收到了一份簡短的情況介紹，署名是海軍越南評價小組。我最近還回憶起這樣一個插曲。一位已退役的海軍少將尤金·卡羅爾交給我一本他的上司海軍少將吉恩·Ｒ·拉羅克的回憶錄，裡面寫道：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軍部長保羅·Ｈ·尼采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在和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談話之後，他、保羅·Ｈ·尼采要求我組織一個包括十名海軍將級軍官和一名海軍陸戰隊將官的小組，去越南進行實地考察，以便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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