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45)

四五

　　三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手下的一個小組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草擬的國會議案，該文件批准總統在南越和老撾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動用軍隊」來保衛他們的安全。同一天，我們（不包括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研究了這個草案。我認為，如果總統決定，在未來的兩至三個月中將動用美國作戰（而不是訓練）部隊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立即著手提交這份議案，否則，我們還需等待時機。

　　儘管局勢仍不明朗，但是，我們全都認識到，轟炸北越或派遣美軍作戰部隊進入南越，都將會帶來極大的風險。馬克斯威爾·泰勒認為，南越政府的崩潰或勝利都不會在短期內出現，因此，在秋季來臨之前，美軍仍應該按兵不動，而不是擴大行動。三月二十六日，我們與總統進行了會晤，但最終毫無結果。他要求我們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的繼任者駐越軍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以及費爾特的繼任者火奴魯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海軍上將小格蘭特·夏普進行會見，討論未來的事態發展。

　　威廉·威斯特摩蘭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擔任了美國軍隊在越南戰區的司令員，在導演的眼裡，他的確具有一副標準的將軍形象。他舉止瀟灑、堅毅果斷、極為坦率。他畢業於西點軍校，二次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他均任作戰部隊的軍官，並是美國軍事科學院的前任負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既沒有巴頓那樣的自負，也沒有柯蒂斯·Ｅ·勒梅的固執，但卻分享了他們的堅毅和對國家的忠誠。

　　火奴魯魯會議於六月一日召開，地點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寬大的會議廳裡。在以前的場合中，至少某些與會者是充滿了信心的，然而，這次則截然不同，幾乎每一位到會者均流露出憂鬱和擔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對事態的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但是，他的看法極為孤立。

　　討論圍繞著一份草擬的行動計劃而展開，該計劃在華盛頓已被擬定，但尚未得到總統、迪安·臘斯克或我的認可。其主要的內容包括：一份提交給國會的議案，與河內的接觸和聯繫，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強的軍事壓迫行動，其頂點是對北越進行有限度的空中襲擊（這將盡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軍來執行）。幾天以前，一份《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已做出結論，這樣的計劃極有可能導致，河內在支持起義和暴動方面收斂一些，儘管，它同時也強調，河內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結合這個行動計劃，四方面的事情被進行了討論：無論是向北越發動空襲，還是策劃一場軍事進攻來打擊北越，西貢都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進行準備；鑒於中國人介入的可能性，幾個師的美軍需要進行部署，以阻止其進攻；美國公眾仍未完全相信，東南亞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最後，國會做出適當的決議將會有助於取得雙重的效果，既可表現出美國的決心，也可教育那個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被提出和進行回答。會議結束之時也未對此做出結論。

　　對於這個草擬的行動計劃，我們並未做出決定。

　　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描述火奴魯魯的討論，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我們已接近了重大升級的邊緣——但卻未對其後果或其它的選擇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二、由於尚未做出擴大軍事行動的決定，政府決定，將向國會提交草擬議案的時間推遲到九月，因為，估計到那時，參議院將會完成公民權議案的審批。以後，批評者們曾指責說，總統在幾個月中一直將議案揣在兜裡，以等候時機——或者說創造時機——使它「溜」過毫無戒心的國會。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剛從火奴魯魯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確定出「對東南亞的合理軍事目標」，並且，也沒有批准「實現該目標的軍事行動方針」。他們提出了兩條方針：首先應當選擇的是，摧毀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選擇是，中止它對南方起義和暴動的支持。然而，他們卻沒有就任何一條方針提出計劃。

　　當馬克斯威爾·泰勒閱讀了他們的備忘錄後，他指出，這並不是「我們選擇方案的準確或完整的表述。」他進而對他們的首選方針表示了反對，它將「極有可能會引起升級的風險。」

　　隨著一九六四年共和黨總統競選運動的白熱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應當辭去現職，集中精力去加強他黨派中的溫和派的實力。對於加強美國駐南越隊伍的實力，此時正是一個絕好的良機，首先，需要選派一名盡可能強有力的大使。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和我都主動想攬下這個差事，但是，總統選中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並還委派了Ｕ·亞曆克斯·約翰遜去協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蘭替換保羅·Ｄ·哈金斯一事之外，此舉也標誌著，總統已決心採取任何可能的行動，去增加美國對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動的作用。

　　在總統決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後不久，由於一九六四年大選近在眼前，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他副總統競選夥伴的提名。新聞界早已推測過此事——例如，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就曾提到了這種可能性。然而，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非常瞭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後或許會再次考慮，並撤回邀請的。總之，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但是，總統仍有計劃在等著我，八月一日他對我說，在他下一屆任期中，他要我擔任他「主管內閣事務的首席行政副總統。」

　　林登·Ｂ·約翰遜從未解釋過這句話的含義，但他的確常常要求我處理一些防務之外的事務，只要我能夠做的話，我總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絕了林登·Ｂ·約翰遜作為副總統競選夥伴提名的請求，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成功的概率極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認為，假如我能有幸來世再生，我將會抓住一切機會去訓練自己，爭取參加競眩在一個民主的體制中，解決眾人間存在的差異，找到大多數人支持的行動方針，使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這正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對於一位政治家來說，這既是對他的挑戰，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當時，我還缺乏政治家的素養和技藝，我對此了如指掌。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收到了另一份評價材料。它提出了一個疑問，總統在幾天前也已提到過這個問題，即：南越和老撾的喪失極有可能在東亞引起「多米諾效應」。既不會負參與決策的責任，也沒有為以前政策進行辯護的必要，這些政府中最高層、經驗最豐富的情報分析專家們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南越和老撾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黨人強佔這兩個國家。失敗於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並且，在遏制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黨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他們繼續說道：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黨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隻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勝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並大造輿論。相比于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後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極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們的分析似乎再次證實了我與其他一些人的恐懼——回溯往事時似乎體會不到，但當時的確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臨著極其嚴重的風險，而我們則仍然沿著危險邊緣滑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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