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43)

四三

　　儘管，這是西貢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我仍然提出了反對發動空襲的建議。我指出，阮慶與我的看法一致，他聲稱，他在南越的基地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難以承受北越可能進行的報復。儘管，我沒有提議介入更多的美國軍隊，但我還是同意，著手就美國空軍襲擊北方做出計劃。但是，對於引進美軍地面部隊一事，我們則未做任何的討論。

　　我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統，這也代表了與我同行的高級文武官員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Ａ·麥科恩和威廉·Ｐ·邦迪。然而，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他們的意見時，海軍陸戰隊司令小華萊士·Ｍ·格林上將和空軍參謀長柯蒂斯·Ｅ·勒梅上將不同意我的報告。小華萊士·Ｍ·格林認為，如果我們想呆在南越並取得勝利，那麼，就應集中美國的力量來全力實現這一目標（大意如此，並非原話）。柯蒂斯·Ｅ·勒梅則認為，北越和越共的後勤基地，以及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補給路線應當遭到轟炸。迪安·臘斯克的看法與我的建議相同，並且，總統也贊成我的建議。

　　除了小華萊士·Ｍ·格林和柯蒂斯·Ｆ·勒梅以外，對於我反對立即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建議，其他一些人也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這些批評者斷言，總統在空襲一事上的勉強態度，來源於一種願望，即，在大選即將來臨之前，他將盡力避免一場國內發生的政治危機。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權利，林登·Ｂ·約翰遜正在為參加競選而努力，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決定任何問題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這種觀點。我並不認為，這一觀點可以完滿地解釋，在當時，為什麼他會做出反對空襲北越的決策。當時，即使是阮慶本人也反對此種行動。

　　並且，我之所以反對這一舉動是因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夠避免風險，避免中國或蘇聯的報復。任何一屆總統均有足夠的理由來考慮國內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為依據，來解釋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兩屆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失誤，則是我無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應總統之要求，在華盛頓的一次頒獎宴會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發言，面對美國公眾概括性地描述了我們在越南的情況。十分湊巧的是，在前一天，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Ｊ·威廉·富布賴特——後來，成為我們最坦率的批評者之一——在參議院做了一個題為《舊神話與新現實》的重要演講，對於越南問題，他所提出的觀點與我次日晚上發言的主旨不謀而合。在談到談判時，他說：「在當前的軍事環境下，我們無法設想利用談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結束這場戰爭。」

　　因此，他接著說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僅有兩種現實的選擇擺在我們的眼前：使用一種或另一種方式，來擴大衝突的規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來增強南越人的實力，使其在現有的水平上，進行戰爭並取得勝利。執行部門的主管官員必須對這一問題進行徹底的審查；並且，直到他們對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做出估價，確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見，我們似乎仍不能做出選擇，只能利用眼前最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軍隊。無論何種特殊的政策被決定，有一點必須是非常明確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況下，美國將繼續義不容辭地履行其承諾和責任。

　　在我的講話中，依據我的觀察，我對越南問題發表了幾點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日趨惡化；」「目前對這一形勢做出估價仍明顯存在著困難，該戰爭的形式和特點決定，得到的信息並非總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從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這意味著，政治和經濟問題與軍事的解決方式同等重要，」並且，「越南前進的道路將是極為漫長的，充滿著重重的艱難和挫折。」

　　這些觀點無疑都是準確真實的，然而，接下來我對我們方針的選擇談了看法，即早先我向總統提出過的那些選擇，這次，聽眾們將會得出結論，我並未就我們的問題，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聲稱道：中國共產黨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隻紙老虎，並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面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鬥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

　　在北京尚未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知中國地緣政治的目標，也無法檢驗我的判斷的正確與否。但是，當時，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級助手們的共識——包括軍方和政界——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亞當·亞莫林斯基，儘管，他並非一位中國問題的專家，但他說，我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一事例再次體現了我前面提到的觀點：在對缺乏經驗的領域中進行決策時，高層的政府官員需要隨時得到專家、內行的幫助。如果我們的身邊有更多的亞洲通，或許，我們就不會如此淺薄地分析中國和越南。在古巴導彈危機之時，我們曾得到了內行的指點；在我們處理有關蘇聯的事務時，我們也通常得到了這種幫助；然而，在我們面對東南亞的事務時，我們則無法借助類似的力量。

　　幾天之後，ＮＢＣ電視臺的記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樓的辦公室裡，對我進行了採訪，會面即將結束時，他問道：「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個國家會考慮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說，在從南越返回後，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向總統彙報的選擇之一，正可回答這一問題：南越之外的軍事行動的介入，尤其是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我結論性地指出：「無論最終我們被迫使用什麼樣的行動方針，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將它視為一種補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進。」

　　我將這種說法作為一種信號，提醒人們注意所有可能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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