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11)

一一

　　我還知道，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儘管，它明顯並不情願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派遣到這一地區，但有關共產黨人在該地區造成威脅的警告則不絕於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的，」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他接著說道，「這種損失將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這一年，我們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了責任，承擔了保護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線以南部分的義務。我們也開始就東南亞條約進行磋商，有條件地承諾了對印度支那的保護。並且，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們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最後，我還意識到，在擔任參議員之時，約翰·Ｆ·肯尼迪就對艾森豪威爾關於東南亞的觀點作出過積極的反響。「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道，「它是我們的子孫，我們絕不能拋棄它，我們不能無視它的需要。」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後，兩方面事態的發展強化了我考慮越南問題的思路：古巴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日益密切，和蘇聯在柏林進行的新挑釁。兩者似乎都標誌著共產黨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按照這一思路來考慮問題，在越南加強美國的勢力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了，因為，越南的喪失以及其後的多米諾現象，極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整個東南亞。

　　然而，我對東亞問題仍然所知甚少。我從未去過印度支那半島，也不懂得那裡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許多人在這方面與我完全相同，這包括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以及許多其他人。當面臨越南問題時，我們這些決策者竟然發現，那是一塊鮮為人知的土地。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的政府也缺乏專家來提供諮詢，以彌補我們在這方面的無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機出現之時，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都能求助於盧埃林·湯普森、查爾斯·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等高層人士，他們對蘇聯有極深的瞭解。然而，無論在五角大樓還是在國務院，高層官員中卻無人對東南亞有像樣的瞭解。據我所知，五角大樓中僅有一名軍官，參與過那一地區鎮壓暴亂的行動——中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他曾擔任過菲律賓拉蒙·麥格賽賽和南越吳庭豔的顧問。但是，愛德華·蘭斯代爾的職位相對較低，在地緣政治學的知識方面也所知甚少。

　　這一差距極有諷刺的味道，因為它的出現與五十年代氾濫的麥卡錫主義有直接的關係，國務院中第一流的東亞和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瑟維斯、以及約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場歇斯底里式的熱潮中遭到了清洗。由於缺乏這類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見和犀利的洞察，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鬥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於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在對待中國和越南的問題上，為什麼我們沒有像對待南斯拉夫——一個擺脫了莫斯科控制的共產黨國家——那樣來考慮問題呢？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鐵托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他與斯大林早已公開地進行爭論。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蘇聯，這似乎極其明顯地表明，獨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將他們的運動併入共產主義者的軌道上。因此，我們沒有將胡志明與馬歇爾·鐵托等同起來，而是將他與菲德爾·卡斯特羅歸為一類了。

　　就像其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前任一樣，肯尼迪政府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些並不牢靠的判斷，事後，我們也未對這些假設做批判性的分析。顯然，在我們決策的基礎中，就存在著致命的失誤。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失誤，我將指出這些錯誤並進行分析，以為日後提供有益的借鑒。有關越南問題的著述已是浩如煙海，對這一戰爭的描寫也已極為詳盡，我無意再重複他人的論述，而是想將觀察的視點集中在十一個關鍵事件或決策上，以便討論它們與決策內容和程序上的聯繫：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與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會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決定。根據該決定，一萬六千名美國軍事顧問被陸續派往南越，以幫助其進行訓練，與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宣佈，他期望訓練的使命將於一九六五年完成，並且，他將在九十天內（即截止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撤離美國的培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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