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10)

一〇

　　§第二章　早期的歲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際即至關重要，認不清萌芽時期的隱患，就無法應付成熟之後的災禍。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現總是那麼微不足道，我與越南所結的不解之緣最初也是這樣。約翰·Ｆ·肯尼迪接任總統之際，一場日漸蔓延、異常複雜的東南亞危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卻對其所知甚少，缺乏應付事態的基本經驗和起碼的設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問題已成為南越吳庭豔搖搖欲墜政權的心腹之患，其錯綜複雜之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最初的預想。我們只能進一步理清這些問題，以尋求應付之良策。

　　貫穿整個約翰·Ｆ·肯尼迪執政的時期裡，我們遵循著兩個基本前提來進行工作，而事實最終也證明，這兩點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臺和共產主義者的勝利將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威脅。另外一個前提則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而美國則應該將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訓練和後勤供應上。依據後者，在一九六三年，我們實際上已開始部署分階段地撤離美軍。這一行動遭到了某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將極有可能導致南越甚至整個亞洲的喪失。

　　一九六一年，我對東南亞的看法與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的主張略有不同，他們也親身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洗禮，也從報紙上獲得了外交事務的信息，但是，他們對於地緣政治和亞洲的事務則所知甚少。我們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去戰勝德國和日本的侵略，而戰後卻只能目睹蘇聯在東歐的大肆擴張。因此，我接受了喬治·Ｆ·凱南的觀點，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務》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須在美國的率領下，採取一種遏制政策來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擴張。在考慮國家防務和西方軍事力量部署的決策上，我將此觀點視為基本的準則。

　　與大部分美國人相同，我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整體。我認為蘇聯和中國正在協手合作，試圖擴展他們的統治。當然，事後來看，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他們就不再有聯合的戰略了，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然而，他們的分裂從醞釀到暴露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時，共產主義似乎仍處於一種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中。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已經控制了中國，並且與北朝鮮一起，並肩與西方進行了戰鬥；尼基塔·赫魯曉夫也發出預言，共產主義者將通過「民族解放戰爭」在第三世界贏得勝利，並且向西方宣告，「我們將埋葬你們。」

　　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顯示了其在空間技術的領先地位時，他的恫嚇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又將他的攻擊點移到了西柏林問題上。現在，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已將古巴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在我們半球的橋頭堡。我們已經開始體會到四面受敵的滋味，這種恐懼奠定了我們對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矗與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並不認為，共產主義者的危險是無法遏制的。它的確是一種威脅，但並非不能應付，我贊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觀點，他發出號召，要求美國和西方國家承擔起進行長期鬥爭的重任。「每一個國家這都應知道，」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無論它對我們抱有善意還是惡意，我們都將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義務和艱難困苦，支持朋友反對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和實現。」

　　我對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的近期歷史是有所瞭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人胡志明就已開始從事解放祖國的活動。我也知道，日本於二戰時期佔領了這個國家，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宣佈了越南的獨立，但是，美國卻又默認了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地區，這主要是擔心，一旦法美關係出現裂痕，將給抑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困難。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法國對胡志明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我們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則是那些中國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國的眼裡，印度支那正是我們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戰中至關重要的堡壘。

　　五十年代期間，顯而易見，越南共產主義者的運動與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馬來亞是馬來西亞西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組成部分——譯者）和菲律賓的遊擊隊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們並沒有將這些活動視為民族運動——就像以後他們表現的主流那樣——而是將它們視為共產黨人為在亞洲建立自己統治而進行的統一行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胡志明稱為「印度支那國家民族獨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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