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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黑格爾在法蘭克福比在伯爾尼時間上稍顯空閒些,他在這裡同從前一樣,關心政治、宗教和社會狀況。

  還研究了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著作,摩西五經(猶太教聖經前五種,即基督教《聖經·舊約》),英國經濟學家斯圖亞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德譯本)。

  1798年,黑格爾深深地被他故鄉需要改革的直接現狀中的問題所激動,他竟積極計劃處理一張致同鄉和「致符騰堡人民」的傳單中所提出的有關問題和要求。傳單的題目是:「符騰堡市參事會必須由人民選舉」,或者是「來自市民」。最後的措辭是「關於符騰堡最近的內部情況,特別是關於市參事會的憲法。」黑格爾在同斯圖加特幾位朋友通信商討之後,不得不相信他的文章對於故鄉的政治狀況改變和改善沒有起任何作用或作出貢獻。

  1797年終,符騰堡發生了一起王位更選的事件,1798年初,德意志帝國在拉斯塔特會議上把萊茵河左岸讓與法國。

  自從法國革命以來,人們的心靈就熱烈盼望有一個更美好、更公正的時代,渴望純潔、自由而興歎和不滿現實的情緒到處都被激動起來。國家這座大廈的現狀維持不下去了,而這種感覺是普遍而深刻的。問題是,究意是什麼東西需要垮臺?一切同人類道德、需要和意見不再協調的設置、憲法和法令,都失去了精神,它們都不能再存在下去;它們是不再能用美好的言詞來粉飾的挖掘者。

  每個人都感覺到改變是必然的,但是一遇到實際,大多數人就不安地注意他們的利益,而不願意理解有關改革之事,除非這些改變不同他們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馳,他們拉平消費者,便其不得不限制開支,但是一遇到實際,就發現他們迄今的每項支出都是不可缺少的。這些人由於害怕國家大廈被顛覆的危險,被迫作些改變;另外一些人則出於正義的觀念,超出自己的細小利益之上,而大膽地企求政治上的改革。

  眾所周知,攸關符騰堡的改革必須由邦議會議員保證按照獨立的,開明的和誠實的選舉方式來發起。

  舊符堡憲法的組織使憲法「最終圍繞一個人打圈,他預先把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而不保證承認人權和尊重人權」。

  事實是,邦議會議員委員會及其他由委員會的官員掌握,委員會倒不專橫跋扈,它只是懶散和漫不經心,不過也許在它背後有人為它說,為它寫,也為它思想;至於委員會的官員,律師和法律顧問卻是專橫跋扈、自私自利、獨斷專行的。沒有一個牧師對於他懺悔者的良心比這些政治上的長老對於委員會近親們的官員良心有更大的權力。委員會偶爾也有心把忠直的人當法律顧問,他們的確能提攜委員會,因為它不能獨自邁步;不過他們決不會至少也不會有意地,經過考慮地把委員會引入泥坑。法律顧問可算作是邦議會議員憲法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經常向候爵們洩露一些有益的情況。黑格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專橫跋扈的,決非委員會本身,而是它的法律顧問和律師。

  委員會只是懶散,它對於法律顧問和律師們的一切獨斷專行都漫不經心地允許引用自己的名義。就是這些人,他們引誘委員會允許官廷大肆揮霍,而唯一可以與此相媲美的就是找些無聊的理由為這類投靠作辯護。

  就是這些人,官廷方面也極力羅致他們,因為宮廷方面知道,只要把律師和法律顧問拉到自己的利益的一邊,就有把握達到目的。」

  從這些片斷可以看到,黑格爾的目標是希望符騰堡有一個按現代精神改造了的代議制憲法,以限制世襲君主制,不准許它濫用權力。頗有趣味的是20年以後(1817年),當黑格爾寫到他關於符騰堡憲法爭論的公開評判時,他卻站在君主一邊,在那場爭論中,邦議會議員是要求挽回舊符騰堡憲法的。真乃是「世事易改」、「此一時,彼一時」呀。

  1799年1月14日夜,黑格爾的父親安然去世,這消息對黑格爾來說非常慘痛。這已是他在法蘭克福遭受的第二個打擊了,好友的不幸遭遇,父親的故去都給黑格爾在法蘭克福的時光籠罩了一層傷悲的色彩。黑格爾的父親的遺產總計約10500古爾盾,黑格爾分得的遺產比他的弟妹所分得的遺產略少,約3000多古爾盾(昔時金幣及銀幣的名稱),雖然不算很多,但對登上大學講壇之用還是綽綽有餘的。

  由於有了經濟上的準備,黑格爾打算離開法蘭克福這個「傷心之地」,辭去家庭教師的工作,到一家大學裡當老師,為以後的學術研究和著述活動創造條件。

  黑格爾考慮走上大學講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學術上的原因。在這個時期,黑格爾在學術上已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寫了一些草稿,未來的哲學體系已在醞釀之中。為了躋身于學術界,黑格爾放棄了法蘭克福的待遇優厚的家庭教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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