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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


  第四十二章 土布運動的興起

  我不想在這裡用更多的篇幅進一步描述土布運動進展的情況了。要把我的活動引起了群眾注意以後的情況都加以描述,顯然不是這幾章所能辦到的,而且我也不想這樣,因為這個問題談起來,需要佔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我寫這幾章的目的不過是要說明,我在體驗真理的時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樣自動地向我提出來的。

  現在,讓我繼續敘述不合作運動的故事吧。當阿裡弟兄所鼓動起來的基拉法運動正在蓬勃開展的時候,我曾就這個問題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爾·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賢哲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尤其是討論了穆斯林實行非暴力主義的限度問題。最後他們都同意,認為伊斯蘭教在政治上並不反對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們立誓要採取這個政策,他們便應當忠實地奉行。最後,不合作的決議終於在基拉法會議上提出來,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通過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個委員會在阿拉哈巴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個通宵。最初,已故的哈欽·薩希布對於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動是否行得通,頗為懷疑。但是一旦他的疑慮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贊助對於運動的開展所起的作用是無法估價的。

  緊跟著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舉行的政治會議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議案。反對者的初步意見是說,在國大黨還沒有採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會議通過這樣的決議是不恰當的。我不同意這種意見。我說這種限制只能應用於退後的運動;但是對於向前發展的運動,只要有必要的勇氣和信心,下級的組織不但完全有資格,而且有責任這樣做。只要這樣做之後自己負責,我認為凡有助於上級機構提高威信的行動,都不必等獲得許可再進行。會上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討論,討論很熱烈,討論時的氣氛充滿了「甜美的理性」。最後付諸表決時,以絕對多數獲得通過。這個決議所以能夠得到通過,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鐵布吉先生的幫助不小。後者為大會的主席,他的態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決議的。

  國大黨全國委員會決定於1920年9月在加爾各答召開

  大會特別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準備工作。拉拉·拉茲巴特·萊當選為主席,從孟買到加爾各答有專車專供大會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參觀的人則聚集於加爾各答。

  我應大毛拉·紹卡特·阿裡之請,在火車上準備了不合作決議的草案,截至現在為止,我在所起草的東西中總是多少有點避免使用非暴力這個字眼,在我的講話中更少用到它。我關於這個問題的語彙還在形成的過程中,我覺得我用梵文的相當於非暴力的這個字恐怕不易為純粹的穆斯林聽眾所理解。因此,我請大毛拉·阿布爾·卡蘭·阿沙德給我找一個別的相當的字眼。他建議採用「巴—阿曼」這個字;至於不合作,他建議用「塔克—伊—瑪瓦拉特」這幾個字。

  就這樣當我還在忙於為不合作搜索適當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烏爾都文的字彙時,我便被請去為這個多事的大會草擬一個不合作的決議。在原來的草案裡,我把「非暴力」這幾個字漏掉了。我把這個草案交給和我同車廂的大毛拉·紹卡特·阿裡,而沒有注意到這個疏忽。到了夜裡,我才發現這個錯誤。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給摩訶德夫,請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過來。可是我有一個印象,草案還沒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員會當晚就要開會討論,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後來我才明白,如果我沒有預先把草案準備好,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其實我的苦處還不止於此。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支持這個決議,而誰將加以反對。拉拉吉的態度究竟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經鍛煉的戰士們正雲集於加爾各答,其中有貝桑特大夫、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維加耶羅伽華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爾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裡,不合作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錯誤得到伸雪。然而這一點維加耶羅伽華恰立便不以為然。「如果要宣佈不合作,為什麼要提到一些具體的錯誤呢?沒有自治權正是我國所忍受的最大的錯誤;不合作的矛頭應當指向這一點才對,」他這麼說道。潘迪特·莫迪拉爾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決議中。我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議案中。這個決議案經過充分的、認真的、多少有點爭吵的討論才通過。

  莫迪拉爾吉是第一個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我還記得我和他曾經親切地討論過這個決議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應把德希班度爭取過來參加這個運動。德希班度的心是傾向於這個運動的,可是他懷疑人民實現這個計劃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會的時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這個運動。

  在這次特別大會上,我特別深切感到羅卡曼尼亞去世的損失,我直到現在還堅信,如果他當時還活著,他在這次會議上一定會給我很大的幫助。而且,即使並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對這個運動,我也會對他的反對表示敬意,從中吸取教育,得到好處。我們總是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從來沒有傷過感情。他始終使我相信,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情是極為深厚的。就是現在我執筆寫這幾行的時候,他逝世的情況,依然歷歷在目。大約是在一個夜半時分,當時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華曇打電話通知我說,羅卡曼尼亞去世了。當時我正被許多同伴所包圍,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我最堅固的堡壘垮了。」不合作運動當時正處於高潮,而我正熱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啟發。他對於不合作究竟會採取什麼態度,永遠是一個令人猜測的問題,而且誰也猜不透。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出席加爾各答大會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遺留下來的空虛。在那民族史上千鈞一髮的危機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慮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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