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46)_學達書庫

四六

　　甘地因此而遭致許多群眾乃至他的追隨者的不滿。有群眾示威遊行，並當面指責他的協議是卑鄙的，出賣工人利益的。還有人舉黑旗喊「打倒甘地」，罵他是「獨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於變通與極強的宣傳說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擺脫困境，化險為夷，這一次也不例外。許多國大党領袖人物儘管心有未甘，但對甘地還是不能不服，再說，在英國政府嚴酷的鎮壓下，運動事實上已銳氣大挫，而和談又轉移了人民鬥爭的視線，已很難立刻重振；尼赫魯和他的同事們一樣，不希望成千上萬的英勇戰士繼續在監獄裡備受煎熬與折磨，不希望在持續3個星期的談判之後得到一個談判破裂的結果，而讓人民失望，他們更不想讓他們的領袖為之嘔心瀝血換來的一點「成果」化為烏有。

　　正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中，1931年3月29日，國大党全印委員會在卡拉奇召開大會，會議審閱並批准了甘地—歐文協議；同時也鄭重宣佈國大黨所奮鬥的完全自治目標並未改變；如果可能，國大黨也將出席任何會議與英國代表協商爭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國防、外交、財政等權利，大會授權甘地為出席圓桌會議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會議後，國大黨基層組織以驚人的紀律接受了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甘地則積極準備與英國在倫敦圓桌會議上再度談判。但甘地認為，他的倫敦之行取決於兩點：即休戰協議的順利執行與教派問題的解決。可以說，甘地通往倫敦的道路充滿重重障礙。

　　維持教派分歧是英國實行分而治之的一個重要前提。在擬議召開的圓桌會議中，它同樣被英國賦予了特別的重要性。圓桌會議的代表幾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選他們主要是為了強調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著重於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釁似地拒絕指派任何民族主義的穆斯林領袖。甘地認為如果英國一開始就在教派問題上糾纏不清，那麼真正的政治經濟問題將不會得到適當考慮。因此他向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指出：只有在有關各方之間事先對教派問題達成某種諒解，他才能去倫敦。

　　為促進教派團結，甘地從新德裡到阿姆利則，從阿赫米達巴德再到孟買，忙個不停，但所有這些努力，不過是甘地的一廂情願，教派之爭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對協議的態度也令甘地頭痛。4月18日，甘地曾與即將離任的歐文總督交涉，希望其能履行諾言，對欠稅的農民寬大為懷。5月中旬，他又造訪新任總督威靈頓勳爵，向他報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協議的嚴重情形，但新任總督看起來比前任似乎更為冷酷而頑固。

　　鑒於國內形勢，6月9日，甘地向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提議在上述兩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不願赴倫敦。提議遭到否決。

　　7月中旬，印度人民與英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更趨緊張。7月底，孟買省代理省督遇刺，險些喪命，刺客為一學生。5天以後，亞裡坡地方法院院長又被刺身亡，英國輿論認為是國大黨所主使的，英國人紛紛集會，請求政府採取行動。甘地指出政府絕不可再濫施高壓，如果沒有決心和勇氣來應付，不妨讓國民自決。同時，甘地和國大黨工作委員會也譴責暗殺行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倫敦之行發表意見：「如果缺乏必要的氣氛，此行毫無意義。如果印度教徒、穆斯林與錫克教徒不能和睦相處，我便不能前往倫敦；如果像現在這樣，依協定本該釋放的人還關在獄中，新的拘捕還在進行，農民的痛苦絲毫沒有減輕，我就不能赴倫敦。」談及這些問題，甘地憂傷無比，幾次泣不成聲。

　　14日，沙甫諾與賈雅卡等人已與甘地辭行，前往倫敦。瑪拉維亞、奈都夫人和帕塔裡則退掉船票，留下來等甘地。隨著會期逼近，甘地與政府之間加緊爭議，但雙方均未真正關閉談判大門。甘地發表聲明，一旦問題得到解決，他當即赴往倫敦。同日，甘地致書威靈頓總督，想弄清楚國大黨如不出席圓桌會議，臨時協定是否繼續有效，並表明不管政府怎樣破壞協定，國大党均將信守不渝。總督立即答覆甘地，指責國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準備採取和緩措施，一切視國大黨態度而定。

　　隨後甘地又給總督去電，要求會晤，總督應允。8月25日，甘地、帕迭爾、尼赫魯、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與總督會晤，28日談判結果公佈，稱第二次協定。協定規定甘地應出席圓桌會議，政府立即調查巴多裡事件，其他類似事件，則由正常方式提出。國大黨如認為政府故意採取高壓手段，有權恢復不合作運動。這樣，直到最後一刻，甘地才下決心從西姆拉搭乘特別專列趕上了29日開往倫敦的郵船，開始了他的倫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圓桌會議在倫敦召開。圓桌會議開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靜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時就曾自訂守則，如遇本人或旁人緊急危難必須講話時或應總督與高級官員的約見而不能保持緘默時，雖在靜默日，還是可以講話。因此，這一天甘地還是代表國大党發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著合作的態度與謀取協議的精神而前來倫敦的，他希望會議閉幕時，能帶著一種令人滿意的結果離開英國。

　　可是他很快發現，會議的氣氛與他的期望相去太遠。英國的政策是拖延對基本問題的考慮，而把時間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無關主旨的問題上。會議中大多數印度成員對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趨，說得確切些，這些人代表著印度的各個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和英帝國主義相勾結，並且希望從英國那裡得到發展和保護。至於那些來自教派問題上的各種「少數」和「多數」集團，更是以彼此之間不能取得一致而聞名。英國政府正是看中這一點而把他們請到圓桌會議上來的。

　　在這樣一個集會上，甘地企圖接觸民族的自治與發展問題，顯得可憐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邊幅與這富麗堂皇的會議大廈和衣冠楚楚的與會代表也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很多時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著，一言不發，只是他仍以驚人的耐心堅持他的努力。在少數委員會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時間忙於召集並主持多次非正式會議，試圖解決教派問題，但宣告失敗。隨後他建議，在事先不達成教派協議的情況下，完成制憲工作。這一建議也遭到少數黨的拒絕。甘地則拒絕在中央實施兩頭政治，並反對延期建立中央與各省的責任政府。

　　他所主張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獨立地管理印度的財政、國防和外交。

　　這一切註定了甘地的這次倫敦之行必以無結果告終。11月28日，新任首相麥克唐納在他親自主持圓桌會議的最後一次會議中明白無誤地說明了擬議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聯邦制，議會享有部分權利，若干權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來在印度的選舉中將採取依宗教劃分的保留制等。這一切令甘地無比義憤，他即席發言，毫無掩飾地表明瞭他的觀點：「我想印度大陸爭取自由的偉業，也不是唇齒之爭可以解決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還是要來解釋國大黨的立場。假如大家真能瞭解印度是無論如何也要獲得自由的，我想你們便會發現我常常有著可以協商的餘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隨意欣賞，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而不是紙花。我所爭的不是趕盡殺絕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國家能由奴隸的地位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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