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接著，他提出了印度當前的目標是在最短時間內能夠消除教派對立觀念，選舉應該是普遍的民選而不是按宗教區分採取分別選舉，任何的公職服務機會應該是不分性別與信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對立觀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數教派對多數教派的疑懼是必須容忍的，多數教派應發揚自我犧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標是「應該爭取一個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聯邦而不是獨立的邦聯」。

　　「在我看來，如果英國政府真樂意言行相符，幫助我們獲得平等地位，則保留在不列顛聯邦之內，將是一次偉大勝利，所以我將為印度在帝國之內的自治而奮鬥。但是如果由於英國的錯誤而迫使我們不得不退出聯邦時，則我將毫不遲疑地主張斷絕對英國的關係。這問題我們留待英國人去決定。」甘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充滿信心，「作為一個國大黨員，我願意國大黨能維持完整。我主張暫停不合作運動，因為我看出我們全國的準備不夠，但假如政府無動於衷，一成不變，我決不能也不願長此採取像現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種政策，而且是一種信仰。不合作與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樹上的分枝，同屬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創造主。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導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大會後，甘地接受工作委員會授權，與達斯、尼赫魯共同負責確定國大黨工作委員會人選提名。為達到團結目的，甘地有意改變其中維持派占多數的現象，他將代表維持派的拉賈戈帕拉夏查理、帕迭爾、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賈雅卡、阿雷、達斯、老尼赫魯、奈都夫人、穆罕默德·阿裡、阿薩德，沙達·馬迦罕、奈都博士為工作委員會成員。

　　甘地對自治派領袖的妥協，曾令維持派人士不滿，他們認為甘地的協議即使不是背叛也算是偏差。一些在自辦的臨時學校中就讀的學生對此尤為疑惑，他們認為假如不合作運動停止，他們就是最大的犧牲品。許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認為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團的屈服。甘地表示，這是有意義的屈服，而不是對暴力集團的屈服。因為他不相信自治派是屬暴力的政黨。現在自治派面臨困境，「在自治派需要聲援的時候，如果我不挺身而出，那是對國家的不忠實。」

　　事實上，甘地作出此種妥協也是出於對形勢的更深層的考慮。甘地出獄後，進一步認識到對自治黨人讓步的必要。因為結束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後，群眾的失望情緒比甘地所預料的更嚴重，作為甘地綱領的非暴力原則甚至遭到一些有權威的國大党人士的公開抨擊。在國內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來與甘地的主張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動具有極大規模，警察肆無忌憚，為非作歹。此種情況下，甘地認為對自治派實現讓步能防止國大黨分裂，並阻止革命方法擁護者的地位加強。

　　從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領導下的國大黨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於立法機關的工作。自治黨人按照他們的綱領性宣言，參加了立法機關，以便改變它們的性質，使其有利於爭取自治或結束它們。他們在立法機關的行動，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揭露帝國主義政策，但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條件下，這兩個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不僅如此，自治黨內還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同殖民當局妥協和把黨變成一個憲法反對派的趨勢。

　　自治黨人在立法機關中未能實現他們提出的任務，黨內某些集團又出現了與當局合作的傾向，這兩種情況大大動搖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響，在1926年舉行的立法機關選舉中，自治黨喪失了許多席位，其地位明顯削弱了。加上殖民當局也堅決拒絕自治党領袖們想達成某種協議的一切企圖，結果是自治黨人實際上放棄了立法機關的工作。正如莫提拉爾·尼赫魯和他的擁護者在1926年3月離開立法會議時的宣言中所說，自治黨人試圖和印度政府建立合作，在2年半時間內一直試圖促進實現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無收穫。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動是到各地旅行演講，以推廣他的建設性方案。上半年，他主要旅行了卡提亞華、中印度、孟加拉、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爾、馬德拉斯，下半年則在比哈爾省和聯合省各地活脅。正像尼赫魯所說的，甘地時常對他懶惰而人心渙散的人民進行教育，促使他們行動起來。但他不是通過強迫命令和物質誘惑，而是用和藹的表情，溫柔的語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樣力量去打動他們，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與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戶，或深入城市貧民窟中，人民對於甘地這樣一位當代聖賢，更加狂熱地崇拜，向他傾訴他們的疾苦。「賤民」們赤腳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們告訴甘地：「那邊有清涼的水井，可是不准我們去汲水，我們又無錢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則安慰並引導他們：「我一定要讓你們得到清涼的用水，但你們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們不改正這種壞習慣，我自然還是和你們親近，但不能使婆羅門教徒接近你們。」當有的「賤民」躲在角落不敢當來、怕玷污了他時，他主動走近他們，打破他們的顧慮。他舉止親切，平易近人，並與之娓娓而談。可是對一些專門欺壓百姓、為害鄉里的江湖騙子，他卻毫不客氣。他常利用機智戳穿他們騙人的把戲。有一次，甘地碰到一個自稱會預測吉凶、占卜未來的祭司，甘地就讓他給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對付，謊稱曆法書沒有帶來，甘地讓人取來歷法書，隨手指著上面的幾行字讓祭司念出來，祭司只得承認他並不識字，算命不過是他謀生的一種敲門磚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會議，在會上發表演講，闡述土邦人民及王公應有的責任。23日，甘地前往德裡，主持全印各黨代表會議，會中討論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擬定印穆團結方案及起草爭取自治綱領。

　　3月底，甘地從脫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鄉。4月底，他轉往孟加拉省，這裡工作的同志出於對甘地的健康考慮，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頭等車廂，甘地極力反對：「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裡，我的旅行將毫無意義。我必須盡可能像千千萬萬平民一樣地生活，一樣地旅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鄉村，他一路風塵僕僕，爬山涉水，實地考察了許多地方。他對這裡關注最多的是手紡手織問題，他為那裡的鄉村推廣土布的成績感到滿意。在甘地的蒞臨指導和影響下，孟加拉首先實現了國大黨關於繳紗作黨費的新黨章，紡紗運動蔚然成風，從販夫走卒到高級知識分子，都對甘地的紡車運動極為擁戴。

　　應達斯的勸請，甘地曾在大吉嶺休息了5天，各路新聞記者、甘地的崇拜者紛紛湧到那裡。甘地靈機一動，想出一個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簽名者必須答應每天紡紗半小時，同時保證穿著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這裡變成了推廣土布運動的總部。

　　甘地在大吉嶺的小住成了他與達斯這位鬥士相處的最後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達斯在大吉嶺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過達斯上賓的甘地不勝悲慟。他當即打消阿薩密之行，返回加爾各答參加葬禮。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機關報上發表悼文，題為《德希班多萬歲》，以祭奠這位同時代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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