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37)_學達書庫

三七

　　5月22日，甘地發表公開聲明，明確表示了他的態度。他在聲明中說「關於國大党加入立法會議的問題，我很抱歉地說，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麼相同的主張……我堅持認為加入議會與不合作運動的宗旨相背離，而且這種分歧也不單純限於『不合作』一詞的解釋問題，而是涉及到在處理重大問題時我們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關係到『不合作』本身的成敗，而不是限於實際上能得到一些什麼效果。正是基於此一觀念，所以我認為不加入立法議會，對我們的國家更為有利」。

　　面對既成事實，甘地的主張是既然德裡與柯坎納決議已准許自治派進入議會，那麼自治派就有理由參加立法機構，維持派的人對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說。在聲明中，他還建議自治派應改進方式，即不應一般性地消極阻撓立法工作，而應當積極提出國大黨所主張的建設性方案。他號召，維持派的同志不要擔心自治派的言論，只需集中精力從事建設性工作，從實際工作中顯示自己的正確性。

　　甘地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印穆團結，他希望大家能認真體會他先前所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以領會其精神實質，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見和信息。

　　這一時期，由於整個印穆關係的緊張，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訐的現象屢見不鮮，甘地也不時受到不同問題的包圍。對於如何解決印穆衝突及回答人們的各種議論，甘地撰寫了《論印穆衝突》一文，呼籲不同教派的人們接受非暴力為最後的信條，以協調不同種族間的關係，達到自治的目的。他說：「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錫克教徒與帕西族人決不可用暴力手段來解決彼此間的分歧。爭取自治的方法必須是非暴力的。」「只要我們恢復信仰非暴力，則目前的糾紛衝突便可消除，因為在我看來，兩教派間採取非暴力態度乃是討論緩解目前緊張局勢的先決條件。雙方都必須遵守一個共同原則，即不訴諸武力而訴諸法律。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發生了糾紛，就請第三者仲裁，奴果願意則訴諸法律。非暴力的意義深遠，尤其對教派紛爭最為適用。」甘地還提出了一些處理教派問題的基本思想，如領導帶頭、多數帶頭。「多數應該帶頭，少數才能相信並效法。任何改革，必須有權有勢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應。」等等。

　　尼赫魯深為佩服甘地在印穆關係問題上的見解，認為甘地「有眼光，有識別力」，「抓著了有價值的現實」，但當時的其他許多領導人都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往往在教派問題上你爭我奪，討價還價，致使教派關係始終得不到改善。

　　1924頭幾個月，達斯與老尼赫魯所領導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戰績，如達斯走馬上任加爾各答市市長，老帕迭爾出任了孟買市議會主席，小帕迭爾成為阿赫米達巴德市議會主席，卜拉沙德充當了帕迭拉市議會主席，小尼赫魯則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議會主席的職務。浦那的市議會曾不顧政府的反對，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銅像；孟買及阿赫米達巴德議會通過了向甘地的致敬書；卡拉奇、孟買、加爾各答的市議會，決定不出席總督的國宴。但所有這些，不過炫赫一時，時隔不久，它給群眾帶來的熱情和新奇便消失殆盡。因為自治派所能做的只有這些，它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即解除殖民統治的桎梏和枷鎖，人們對自治派的那一套漸生厭倦。

　　甘地審時度勢，開始對自治派發起了主動進攻。1924年6月，國大党在阿赫米達巴德舉行年會，甘地提出四個議案：

　　1．黨員每日至少紡紗半小時，每月15小時，至少需向黨組織交納紡紗3英兩；

　　2．党的負責人員如不接受指示執行任務，將被視為失職，而由他人遞補；

　　3．凡忠實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資格承擔黨內負責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學校、封號、立法機構，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應辭職引退；

　　4．

　　全印國大党委員會討論甘地的建議案時，老尼赫魯和達斯表示強烈反對，他們批評甘地行動專制。為了表示他們的不滿和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個議案時，他們和一大批擁護者退出會場。儘管決議案最後都獲得多數通過，但由於自由派退出會議和老尼赫魯、達斯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決態度，也大大影響了甘地貫徹這項議案的決心，從顧全大局的角度考慮，最後甘地還是遷就自治派，比如紡紗的規定只作為任人選擇的辦法，等等。

　　甘地雖獲得了這次挑戰的勝利，但他深知這一勝利十分勉強。為了重振旗鼓，爭取獲得更多的支持，他根據當時國內的各種離心傾向，如自治派與維持派的爭吵，國大党與自由主義分子的對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紛爭，婆羅門與非婆羅門鴻溝的加深的現實狀況，他準備集中一年的時間，腳踏實地地推進建設性方案，致力於全民的團結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戰。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買的豪華戲院演講時全力推動建設性工作。他主張集中力量從事土紡土織、印穆親善、解救「賤民」三大工作，他認為這是「最起碼」的團結方法。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他說，「我們的不合作變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對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幫助那我們要推翻的政府。我們的不合作原是活潑的、積極的、非暴力的力量，用來抵制一種主要是基於暴力的統治制度，不幸的是不合作從未成為積極的非暴方。我們僅以弱者的物質的非暴力為滿足。我們既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勢給我們以加倍反擊。倘不及時振作，就有被摧毀的危險。」「我亦如過去。堅信5項抵制原則。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會中的代表們尚且不能信守，故推進的希望實很渺茫，在彌漫著不相信的氣氛中，每一行動都被曲解或約束。當我們自個兒唇槍舌劍私鬥時，窺伺一旁的敵人已蓄勢待發。因此我提出最低調的辦法，以便能團結各黨派在同一目標之下努力，這是對內發展的工作，沒有它，便不能發揮外在積極的政治力量。我們一定要能進步地代表群眾，他們沒有接觸政治，我們必須分擔他們的痛苦，同情他們的遭遇，瞭解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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