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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紡紗是甘地獄中比較熱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時紡紗,3小時做棉條。他認為他每天這4個小時的工作特別有意義,因為勞動的果實就擺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紡線過程本身還是一個排除雜念、潛心修煉的過程。當然,甘地如此迷戀紡紗,還因為紡車對於甘地是代表著貧困的印度的經濟自救,紡車是印度爭取獨立自主的象徵。

  甘地有一個龐大的讀書計劃。獄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爭。從1922年3月入獄到1924年2月出獄,他一共讀完了150種宗教、文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書籍。除了《薄伽梵歌》、《古蘭經》、《羅摩衍那》這些不朽之作外,他還第一次讀完了全部的《大戰史詩》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學六論》、穆勒的《奧義書》、卡賓斯的《佛國的福音》、大衛的《佛教要義》、阿裡的《伊斯蘭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裡博士注釋的《可蘭經》、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經驗談》、霍普金斯的《宗教導源與進化》、吉本的《羅馬帝國興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歐洲文明史》、契德的《社會演變》、莫迭勒的《荷蘭共和國的興起》、威爾斯的《世界史大綱》、基迭的《城市的演變》、雷契的《歐洲的道德》、羅斯伯裡的《皮特傳》、哥德的《浮士德》、泰戈爾的《沙達拉》、蕭伯納的《人與超人》及基普林的《兵營小調》等等,這些圖書大大豐富了他的知識,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理論素養。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腸炎住進了浦那的沙桑醫院,施行了手術。這次急症幾乎置甘地於死地,但卻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獄中生活。2月5日,英國政府鑒於甘地的健康原因,將甘地提前釋放。

  由於身體極度虛弱,3月10日,甘地遷往孟買海濱茹湖療養,這處面向大海,棕櫚樹環抱的療養勝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時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潛心靜養呢?在他入獄以後,印度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時期,國大黨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危機,對國大党領袖們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眾開始脫離國大党,國大党領導機構內部也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除了無條件追隨甘地的「不變派」以外,國大黨內部形成了主張改變爭取自治的鬥爭策略的一個有勢力的集團。這個集團的擁護者在一個重要問題——利用非暴力手段實現不合作綱領方面與甘地沒有分歧,但是他們反對抵制立法機關,認為這種抵制有助於帝國主義者利用這些機關為自己牟利,並認為,為了使整個管理機器喪失活動能力和從內部爭取自治,也應把爭取自治的鬥爭搬到立法機關進行。被稱為「主變派」(即「自治派」)的這個集團的領導者是國大黨的兩位著名領袖奇·蘭·達斯和莫提拉爾·尼赫魯。

  國大黨兩派意見分歧的最早表現是在1922年7月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關於新形勢下如何進行不合作運動的討論會上。「主變派」贊成國大黨人參加選舉和立法機關,而「不變派」則堅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場。兩派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此後關於抵制或是參加立法機關的問題便成為國大黨內部激烈爭論的焦點。是年12月的國大党迦雅全印委員會上,兩派的分野更加明顯。達斯主張參加議會,在議會內進行抵制,如達不到目的,再開展不合作運動。但達斯未能說服會議多數代表改變立場,結果,國大党秘書長拉賈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絕參加議會」一案以1740對890票的絕對多數通過。

  迦雅會議後,主變派不僅沒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緊活動。達斯和老尼赫魯決定另闢蹊徑。他們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黨,但仍留在國大黨內,達斯任主席,老尼赫魯任書記。5月,達斯辭去國大党工作委員會主席之職。

  自治党成立後便在全國廣泛展開了爭取國大黨結束抵制立法機關的宣傳。「不變派」則集中全力實現甘地的建設性綱領,為了鞏固同自治黨人作鬥爭的陣地,保持群眾對於甘地的鬥爭方式的信心,不變派於1923年4月在那普爾領導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但這個運動的規模不大,很快就以和當局的妥協而結束。

  國大黨內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議會和省立法議會舉行本屆選舉的日期已經逼近,國大黨的非常會議於1923年9月在德裡召開。這時,自治党人已經加強了在國大黨中的地位,取得了許多有勢力的國大黨人的支持。同時,「不變派」的地位由於甘地尚在獄中而大大削弱了,結果,這次會議上,自治黨人得勢,他們獲准參加1923年的立法會議和省議會選舉,國大黨停止反對參加立法機關的宣傳。

  1923年9月,德裡非常會議通過的參加立法機關的立場在1923年12月科坎納市舉行的國大黨例會上得到確認,此後自治黨組成了陣營齊全的競選班子,準備參加1923年11月的選舉。由於擅長辯論的達斯和精於組織訓練的老尼赫魯巧妙搭配,結果自治黨在各省立法議會的選舉中獲得將近半數席位,在中央省立法會議中,也形成絕對多數。

  1923年,印穆關係急劇逆轉。由於不合作運動突然中止,革命熱情過去後又沒有一個共同綱領使雙方結合在一起,一些陰謀家從中挑撥離間,致使一連串教派衝突發生。在較大城市中,教派衝突日見嚴重,恐怖主義開始抬頭,除中間有些間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經常現象。

  千頭萬緒迫使甘地必須儘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復了給《青年印度》撰寫社論的工作。他寫的第一篇社論題為《致〈青年印度〉今昔讀者》,在這篇社論裡,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張,以統一人們的思想,堅定人們的信念。由於甘地複出,一度銷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暢銷,成為甘地領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輿論陣地。

  對於當時自治派的活動,甘地也採取積極干預態度。甘地出獄給當時正熱衷於議會活動的自治黨人以很大壓力,懾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魯、達斯於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見甘地,他們既是為了對昔日的老同志表示問候,也是想藉以試探甘地的態度,並向他闡明自治派的立場,希望求得甘地的諒解與同情。但甘地的態度十分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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