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裡安回憶錄(86)

八六

　　他們想要暗殺的人，事實上卻只受了一點輕傷。他的生理情形，在過去本已不太強健，現在就更減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卻從此完全被破壞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惡的魔力，都充分地發洩了出來，他從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這次暗殺的目的是想嚴重的打擊德國政府的機構，那麼所有納粹党的重要巨頭，就必須予以一網打盡才行。可是當炸彈爆炸時，這些人卻一個都不在那裡。對於希姆萊、戈林、戈培爾、鮑曼（Bormann）等巨頭，都沒有一個肅清的辦法，換言之，這些陰謀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後，對於如何奪取政權也並沒有充分的把握。那麼實際動手殺人的人，施陶芬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瞭這一點，所以在幾天之前他本已有動手的機會，但是因為希姆萊和戈林都不在場，所以他又暫時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貝格為什麼一定要揀7月20日動手，很明顯的，這一次縱令暗殺成功，而政治目的還是很難達到的。或者是因為政府已經下令拘捕哥爾德內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趕緊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經被刺，而陰謀者也達到了奪取政權的目的，但是他們卻還是需要有一批相當實力的軍隊，來鞏固他們的政權，可是他們手裡可供調遣的兵力連一連兵也沒有。所以，當施陶芬貝格飛回柏林，帶來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後，他們還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據演習計劃集中的部隊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他們當然會拒絕合作。譬如說，我的裝甲部隊雖然已經奉命暫留柏林不調往東普魯士，但是對於陰謀者卻並無什麼作用，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敢將他們的計劃明白地告訴這些官兵。

　　再說到外交政策方面，這次政變成功的條件更不存在。陰謀分子的領袖和敵國政府間的聯繫可以說十分不可靠。敵國中的重要政治領袖並沒有一個人，曾經輕微的表示過，他們將會與陰謀者取得協議，所以可以說，即令這次政變能夠成功，德國的情況也並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們的敵人是不會僅以毀滅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為目的的。

　　在暗殺現場殞命的人有下列幾位：OKH作戰處的布蘭特上校（Col.Brandt），空軍參謀總長柯爾騰將軍（Gen.Korten），希特勒的侍衛長希孟德將軍，還有一位名叫貝格（Berger）的速記員。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級人員還有很多負傷的，事實上這些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接下來的受難者就是參加或預聞這個陰謀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家屬。事實上，這些人中間只有極少數是曾經真正參加了活動的。而多數的人不過只是曉得有這樣一回事，或是因為朋友的義氣，對於這個秘密並未加以洩露，可是他們這種義氣的酬報卻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難的人當然是他們陰謀分子的領袖人物，像貝克上將、軍需總監瓦格納和特瑞斯寇將軍（Gen.von Treskow）等都已經紛紛自殺，此外像施陶芬貝格、歐伯裡希特等人則在被捕後被執行槍決。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將所有的被告都交給一個所謂「人民法庭」加以審判。對於軍人而言，那就是剝奪了他們受軍法審判的權利，而改由希特勒個人所控制的法庭處理，這個法庭根據的不是正常的軍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種報仇雪恨的心理。在獨裁政治之下，對於這種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訴的。

　　假使軍人為了參加或預聞這種陰謀，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審理之必要時，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要開除他們的軍籍，這個問題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組成一個「榮譽法庭」，專門負責加以裁決，這個法庭的庭長是老元帥龍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參加的人有凱特爾、斯洛特（Schroth）、克利貝爾（Kriebel）、契爾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當即要求，因為我身兼陸軍參謀總長和裝甲兵總監兩項重要職務，實在沒有空閑時間，所以希望免除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卻並沒有批准。我所能辦到的，就只有因為緊急軍務不能分身時，契爾希海姆將軍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藉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凱特爾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來看我，囑咐我至少要偶爾出席幾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經出席過兩三次，所聽到的都是一片傷心事。

　　最初階段的審判是由卡騰布魯納（Kaltenbrunner）和蓋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隊長擔任。前者是一位奧地利籍律師，後者是一位巴伐利亞的官吏。他們對於德國「軍官團」的精神，根本就毫無瞭解，而米勒對於軍官團的態度，是一種仇恨和自卑情緒的總結合。此外陸軍人事處長和副處長，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一般說來我們這幾個審判官總是儘量地為那些被告們開脫，而龍德施泰也經常支持我們這種態度。

　　榮譽法庭的惟一任務，就是根據最初審訊的報告，裁決這些被告是否應該交人民法庭處理。假使這個法庭裁決是應該移交的，那麼這個人馬上就會被開除軍籍，從此他就不屬軍法審判的範圍。我們的審理只以書面審理為限，那就是所根據的只是那兩個初審員所提供的文件。我們無權直接訊問被告。

　　所以這種審理實在十分困難，要想開脫一個無辜的人，是要費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來。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絞刑來執行，這是德國法律，尤其是德國軍法上所絕對沒有的成例。在過去，一個軍人犯了死罪，就只有執行槍決。絞刑是一種來自奧地利的輸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卻還繼續保留著。

　　任何人真正企圖發動政變的時候，他當然已經認清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敗了，他當然應該以叛國之罪接受死刑。不過由於「7月20日事變」的結果，卻有許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許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這種辯論對於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無意義。許多悲慘的故事中，我可以舉出齊爾貝爾格將軍（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維茲將軍的女婿。當「7月20日事變」發生的時候，他正在東線基地充任師長的職務。他的作戰科長庫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組織處工作，他事先知道這個陰謀。

　　齊爾貝爾格接到了一個電報，命令他立即拘捕庫恩，並把他解送柏林，他卻允許庫恩先單獨駕車往某處一行。他是想給他有一個自殺的機會，可是庫恩卻偏不自殺，反而逃到敵方去了。於是齊爾貝爾格被捕，並送交軍法審判，他只受了一個輕微的判決。不久以後希特勒知道了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偵訊。他的理由是說庫恩過去曾在OKH組織處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軍事機密，所以他的逃亡對於國家具有嚴重的影響，所以齊爾貝爾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間被執行槍決。我那不幸的老上司還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處了死刑，雖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處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將軍（Gen.Gothsche），他是因為公開聲明德軍絕不會勝利，所以才會被槍決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運固然很悲慘，而那些沒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難受。我們對於他們的命運，真是感到愛莫能助。

　　所以無論從哪一點看來，這種暗殺的企圖實在是一無是處，而且結果極可怕。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暗殺的。我們基督教的精神曾經明白地禁止這種事情。所以我對於這次事變是根本不贊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國內外的政治情況也限制了這個政變成功的可能性。他們的準備既不夠完善，而領導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發起人是哥爾德內博士，這是一個熱心有餘的理想家，他甚至於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變成功。毫無疑問的，他們這一夥人自認為是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才進行這種陰謀。哥爾德內博士並且主張在政變成功之後，應該實行民主政治，他曾經擬定了一個新政府的名單，所不幸的就是因為他個人的不小心，這個密件也給蓋世太保弄到了手。擬定中的新元首是貝克上將，關於他的一切個性，我在本書中早已描寫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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