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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從此以後,歌德住在魏瑪、很少外出了。他讀書、會見客人、寫作,過著一種鐘錶一樣有規律的生活。

  從1825年2月起,他開始寫《浮士德》第二部,把這稱為他的「首要事務」。因為他明白,他其實已經以某種方式與周圍的人告別了:席勒、赫爾德、克裡斯蒂安娜11月是他到達魏瑪的第50個年頭。有時他想,生活和創作中要不能體現出創造性,他是活得夠老的了。

  他早已退休,克涅別爾和采爾特的友誼使他在晚年感到溫暖和力量,時間的流逝則使他感到生命的無情:1827年馮·施太因夫人去世;1828年有知遇這恩的卡爾·奧古斯特大公去世;1830年大公夫人路易莎去世;1831年年輕時的朋友克林格爾去世。兒子在意大利旅行中死亡的消息對他震動最大。他感到自己就像老年的浮士德,生命的有限和創造的無限正進行著一聲悄然而緊張的角逐。在這個過程中,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為引導,正以博大的心胸準備把生命融入一個新的創造之海。

  仿佛浮士德即將感受的生命之美,歌德的文學一命也由於預見「世界文學」來臨而消逝得分外美麗和輝煌。他在寫作的同時也在大量閱讀莎士比亞、馬洛、卡爾德隆、德·維迦、拜倫、司各特、巴爾紮克、司湯達、雨果、維尼等古代和當代的名著;他在1826年就開始訂閱《環球》雜誌關注法國作家的情況,他閱讀《法蘭西評論》、《時代》、《愛丁堡評論》等雜誌,就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俄國的文學發展作出估價;他與拜倫、卡萊爾通信,與英國的薩克雷、波蘭的密茨凱維奇、美國的愛迪生等會晤。

  在逝世前兩個月,他還得到法國《兩個世界的評論》——一種新型的雜誌即將出版的通知,他感到,這些雜誌的讀者群逐漸擴大,它們將有效地「促成一種我們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學」。其實還不止在理論,在實踐中,歌德的創作一開始就為莎士比亞之星所照耀,晚年還有波斯詩人哈菲茲問題在於創造與吸收的辯證法,正如1831年剛完成的《浮士德》第二部,就其吸取古希臘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遺產而言,它把最深刻而多樣化地吸收各民族的精神遺產與其自身的文學動力——表現文藝復興以來300年資產階級精神生活發展的歷史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

  1832年3月22日,歌德走完了圓滿的生命之路,一代天驕、千古風流人物握著兒媳奧蒂莉的手,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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