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104)_蘭德勒姆

一〇四

　　家庭與事業

　　斯坦內姆畢生為事業犧牲了家庭和孩子。她高中談對像，大學同居，一生中有一連串戀愛關係和同居經歷。她在史密斯畢業後流產，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將降臨的婚姻，她看來左右為難，既有尋求伴侶和戀情的衝動需要，又不想被她不願意承受的關係所羈絆。另外兩次的同居生活和一連串的長期戀情，成為她平衡自己明顯的異性性欲要求和同樣強烈的自由生活需求的砝碼。她是一個在形象上動人而有活力的女性，但卻需要不受婚姻約束的自由。她總是事業第一，但她從不妨礙自己不斷的戀愛關係，她只是不想讓關係固定。

　　斯坦內姆對固定模式的終生恐懼，從心理學上看來源於她多年照料無法自理的母親的經歷，她在最想和其他小夥伴一起出去玩耍的時候，要照料和撫慰母親，這給她帶來了價值衝突。她談起那個階段說：「在我小得連自己都無法照料好的時候，卻要成為我母親的照料者」。這看來完全推翻了她養育照料自己孩子的願望，以及以一個男人終生為伴的意願。

　　斯坦內姆的羅曼史包括好萊塢製片人馬克·尼科爾斯，劇作家赫伯·沙琴特，奧運體育名星萊福·約翰遜和政治家泰德·索林森，她通訊錄上的朋友還包括約翰·肯尼斯·戈布萊斯（他為《海灘書叢》（1963）寫了引言），泰德和鮑伯·肯尼迪，紐約市長約翰·林德塞和總統候選人尤琴·麥卡錫和喬治·麥格文。斯坦內姆與那些上層男士約會，而他們正是被她的許多姐妹所憎恨的人。

　　在60年代時，斯坦內姆與鮑伯·貝頓同居，他是她《先生》雜誌的同事。《一位婦女的權力》描繪他們甚至買好了結婚戒指，領取了結婚證書，而最後眼睜睜地看著斯坦內姆尋找出不履行婚約的理由，而讓證書過期無效，她稱自己一系列戀情是「迷你試婚」。這些戀情關係還包括保羅·戴斯孟德，男高音明星戴伍·布魯貝克，隨後是湯姆·金斯伯格，他是海盜出版社總裁。還有以老闆變為情人的克萊·福克，福克是《先生》雜誌的編輯，《紐約》雜誌的老闆，在她為他工作時，他倆進入了羅曼史關係。她稱自己與索林森的關係是個「錯誤」，與尼斯的戀情更絕妙：「我誤將他的才智作為心聲」；至於金斯伯格，她說：「我想他喜歡書；」而赫伯·沙琴特：「我們停止一起長大」。前老闆哈維·庫茲曼羅曼蒂克地描繪斯坦內姆：「從性方面而言，她絕對有魅力」。這是與她長期有關係的男士對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這些男人都成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戀情終斷後也如此。

　　在70年代時，斯坦內姆變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為半個人，什麼男人願意與半個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奧萊利說：「我想她不相信與一個人有永恆的愛情，她終結愛情關係，將這演變為朋友關係」。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權處的法官，在那些為平等權利修正案的激烈鬥爭的年月中，成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隨後幾年還有一系列與權勢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戀情，但沒引發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關係。紐約專欄作家麗茲·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認為她對於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學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為她的報應，史密斯這樣描述斯坦內姆的方法：「如果告訴她一個愛情故事悲慘，她會告訴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會因素」。看來斯坦內姆對於婚姻關係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這一點成為許多類型的嘗試沒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內姆有幾次較重視的關係，但她總是忙於新事業和政治結果，阻礙羅曼史的發展。戴維·舒斯金德在70年代說：「格洛麗亞所需要的是個男人，這是對她不斷熱衷於傳播宣傳，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應。」斯坦內姆以自己將事業優於家庭的選擇理論化、合法化地解釋為這種「自我發現」是生活的終極目的，這從書面意義看總是絕對正確的。在《來自內源的革命》一書中，斯坦內姆對此給出了自己的內在觀點：「我認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興奮點和使自己變得更美好，這比羅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來得多」，這看來是對她事業高於「個人生活」的解釋，事業總比個人生活更安全，但並不能帶來所有滿足。在年輕時，斯坦內姆覺得應該結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變得完整，這也是婦女生存需要的實現。她回憶自己說過：「我肯定會結婚」，隨後又說：「我正在考慮，但不會馬上，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先做好」。然後女權主義運動出現，她熱衷於帶領姐妹們爭取更美好的未來，同志間姐妹深情成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關係的方法。

　　許多婦女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但往往在這過程中會有所犧牲，最近的研究顯示，即使婦女成功地擔當起這雙重角色，也會有精神壓力的代價。看來一向理智的斯坦內姆可能考慮採取事業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臨近結婚，但她強烈地顧及同伴婦女（她的姐妹們）的需要，阻礙她母性願望的實現。斯坦內姆和第一位室友，紐約畫家芭芭拉·內西姆說：一我總是談論結婚問題，格洛麗亞從來不。嗅，她約會很多，男人總是愛上她，但我認為格洛麗亞更愛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對世界之愛的興趣勝於人間戀情」。斯坦內姆1988年在報紙上說過的話最明顯地表達了事業優於家庭的哲學：「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這一結論再清楚不過了，這不可能與一位有明確目的的伴侶達成一種和諧的關係。

　　生活危機

　　在格洛麗亞出生前，她母親魯斯經受過幾次精神打擊，斯坦內姆將母親神經紊亂歸罪於男上司的惡劣態度。無人知道真正的緣由，然而這種情形無疑是斯坦內姆童年生活危機不斷的原因。在斯坦內姆小時候大多數時間裡，母親臥床不起，格洛麗亞不得不充當護士、陪伴和看護人，這一經歷在60年後還深深銘刻在她腦海，她仍然在書中和文章裡談論這件事。斯坦內姆母親喪失自理能力，給她帶來許多怨恨，她不得不犧牲青春時光充當生活料理人。

　　斯坦內姆所受的磨難可能正是培植她成為創造者的因素，創傷能給那些經受住這一打擊的人孕育偉大的創造力。榮格主義心理學家琳達·裡爾納德說：「源自內心混亂和情感跌盪會產生創造力，產生給個人和文化帶來新景觀的場景」。這看來正是影響斯坦內姆的激勵因素，她一直承認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時期的內心紊亂。

　　不快活的童年也是影響創造、革新個性的共同因素，精神病學家安托尼·斯托「天賜的不滿」理論，正好能說明斯坦內姆的事例。她童年時極不快活，總是幻想自己是被領養的，希望能被真正的父母救出，帶回到「正常的」家庭環境中。這一生活中的不快活，可能正是她對寫作、女權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作出偉大貢獻的關鍵因素，早年的創傷可能正是導致她幻想有個自己是女皇的幸福、逼真的世界之原因。這種超越生活的幻想正是驅動創造者模仿烏托邦世界，讓她們挖掘自己的潛意識來達到她們創造出的生活。

　　年輕時的創傷和危機，還能為她們提供一種處置最糟場景而絕不驚慌失措的能力，培養吸取實際經驗，使她們對企圖拼命維持現狀的陰謀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斯坦內姆的叛逆天性正是在早年與危機搏鬥中強化的，她在《出格行為和每天叛逆》一書中所說的「24小時內為簡單的正義事業做一件蠻橫出格的事情」，便是斯坦內姆熱衷於衝擊現有制度的最好說明。大多數人早就學會不與現有制度抗爭，因為這會理葬自己，而像斯坦內姆那樣經歷過重大危機的人，已從痛苦深淵中懂得這傷害不了自己，他們已學會毫不畏懼地行進在未知世界，因為他們已處置過未知的創傷，他們已習慣于在不友善的環境中處事。

　　在特拉多，斯坦內姆通過書籍和白日夢的奇思幻想來求得解脫，隨後她又決定跳舞逃離此地，這是創造革新者用於度過早年生活危機慣用的技巧。斯坦內姆顯然已將潛意識編制成烏托邦世界的想像景像，然後變成自己的天賜能力，這種創傷經歷也決定她在21歲時隻身到陌生、落後的印度，生活得自如而適應；這同樣也賦予她膽量，能在20多歲時在紐約大都市中採訪顯貴名流；最後又使她能在三、四十歲時面對男性權貴們，進行婦女權益的鬥爭。斯坦內姆堅強的自我形象和自信正是源自於早年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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