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73)_蘭德勒姆

七三

　　事業背景

　　在李·斯特勞斯伯格著名的演員工作室學表演時，芳達開始電影表演生涯，她由好朋友斯特勞斯伯格的女兒蘇珊介紹而去。斯特勞斯伯格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吸引著她，用她的話講，這位老先生讓她感到受器重，「他表揚我，說他看見我極有才氣，這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沒有人對我說過我擅長做某事」，她陶醉於他的關注中，說：「我成為另一個人，我睡著和醒來滿腦子喜歡自己所做的事，就好象喜從天降！」芳達加入艾琳·福德模特兒表演隊，以賺錢付演員課培訓費，照片曾在1959年7月《時髦》雜誌封面及其他雜誌刊登，這是僅有的幾次她借助芳達的名氣行事。她以當模特兒來幫助實現自己的雄心，這與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當初情形一樣，後者也以同樣目的在曼哈頓當模特兒。她倆走上同一條路，而最後像塞莎·查維茲一樣具有戰鬥性。

　　演員工作室改變了芳達的生活，這所表演學校的方法旨在挖掘「內在自我」，賦予所扮演的角色，芳達有豐富的未開發的潛意識能量來做到這些。指導之一是安德裡斯·伏辛納斯。根據亨利·芳達的說法，他對年輕人具有像塞萬吉利似的影響，給簡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他住在一起，一連幾年受他影響，令她父親憤懣。芳達在百老匯首演作品是《那是一個小女孩》（1959—1960），第一部片子角色是《長長的故事》（1960）中扮演一位追求大學運動員（托尼·伯金斯）的啦啦隊隊長，她這時決定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演員，也開始斬露頭角了，她獲得了紐約戲劇評論家授予的「本年度最有前途的新秀獎」。

　　她第一部產生影響的片子是《漫步野境》中的少年妓女（1962）。在《小夥報告》（1962）中她極不相稱地扮演了一位冷淡的年輕家庭主婦，她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哈佛諷刺》雜誌將她的表演列為「本年度最差女演員」，而評論家斯坦列·考夫曼說：「一顆有才華的新星在升起——簡·芳達」，他繼續說：「在所有影片中，她表演讓人覺得毫不落俗，處理得極富技巧」。芳達第一個喜劇角色是電影《調整階段》（1962），這時她已被捧為好萊塢又一個影后，惹得沙文主義的傑克·沃納評論說：「如果將她頭髮染成金色，敲摔顎骨重新定型，再給她墊上矽膏或襯胸，她將會有前途的」（安德森，1990，P83）。

　　這段時間芳達被稱為「1962年的軍隊新兵小組」，身穿紅白藍三色褶皺衣服，她充滿激情地作了新兵入伍歡迎學員，她讚揚軍隊在反對共產主義集團的戰鬥中的巨大作用。而近10年以後，五角大樓恨不得用紅、白、藍三色埋葬她，並為這個給她帶來如此讚美之聲的日子後悔不迭。

　　1963年，芳達不再醉心於事業發展，離開了安德魯·凡辛納斯的庇護和床幃，她在巴黎《貓》（1964）中扮演講英語的角色，法國報界立即稱她是「美國的LaBB」，引喻法國的性象徵布裡吉特·巴道特，後者的丈夫羅傑·維迪姆使她成為明星。芳達在出演第一部法文片《愛情週期》（1964）時與當導演的維達姆相識，芳達結結巴巴的法語，賦予她獨特的銀幕形象，吸引著法國觀眾，她隨即迷戀於要讓巴黎和羅傑·維迪姆構成她未來生活的念頭。維迪姆由於精通操縱女性和新聞媒介，而以性學馬基雅維裡聞名。可笑的是，是芳達，而不是他，成為他們情欲關係中的挑逗者，芳達在他們首次性交中是個進攻者，使色狼維迪姆嚇得都不敢動。這位女演員和導演最終進入他倆有性感愉悅的熱烈的馬拉松式關係，他們受性欲支配生活在一起，並於1965年在拉斯維加斯結婚。

　　在影片《遊戲結束》（1965）中，維迪姆當導演，讓她扮演一位年邁的億萬富翁的年輕新娘；在維迪姆最富有國際影響的影片《芭芭萊麗亞》（1968）中，簡扮演一位情欲古怪的空中小姐，這是一部科幻怪誕片，由此決定了簡持續多年的性貓形象。芳達的形象對於維迪姆對奇思怪想的無窮需求及其挑釁性生活風格是個重要因素。在這段時間，維迪姆將女人帶回家進行三人姘居，以及各種各樣的乖僻想法來滿足他巨大的性胃口。《芭芭萊麗亞》及這段時間，有種露骨的模式，被維迪姆稱為他們的性自由階段，而芳達後來稱之為她的性剝削階段（安德森，1990）。

　　在維達姆作出種種輕率行為和在拍片時，芳達與美國保持聯繫，她在《凱特·貝婁》中扮演戰火前線的學校老師（1965），另一部票房收入較高的成功影片是耐爾·西蒙執導，她與羅伯特·萊德福德合演的影片《赤腳在公園》（1967），她在下述影片中保持了這種熱頭：《追逐》（1966）《匆匆的黃昏》（1967）和《無論哪個星期三》（1967）。在1968年初去阿爾卑斯山滑雪時，芳達懷孕後，於1968年9月28日生下女兒維尼莎。懷孕不僅改變了她身體，還改變了她情感世界，還將改變她生活，也是她與維迪姆婚姻結束的序幕。

　　懷孕時她變成另一個女人，芳達後來回憶說懷孕改變了她，她說：「我的害怕、我的焦慮……都消失了，我終於明白，我們賦以人類予生命，不是要讓他成為B—52炸彈下的炮灰，也不是讓他成為納粹的階下囚，更不是讓他成為社會不公平的犧牲品。當她（維莎）出世——我的孩子——就如同陽光降臨，我感到完滿，我變得自由」。芳達回到美國拍攝電影，《射馬》（1969）並宣稱：「我是個革命派婦女」。沒有多少人明白這一宣言的意思，芳達自己也不明白。

　　在越南戰爭期間，當與歐洲朋友們爭論時，芳達是保美派，在影片《射馬》中，她的朋友沙龍·泰特被殺時，芳達經歷了一次變態。不久，芳達與一群朋友在加爾各答旅行，被那兒忍饑挨餓的孩子和巨大的貧富懸殊所震驚，當她1969年元旦那晚在紐約機場下機，被告知因影片《射馬》而榮獲紐約電影評論獎最佳女演員稱號時，她說影片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有力的控訴」。芳達已走到另一頭，成為完全的政治行動主義者。

　　芳達在1970年情人節時告訴維達姆她要離開他，她留下女兒維莎讓他照料，自己立即加入新左派行動，支持黑豹黨和美國印第安人好戰分子的各種事業。芳達自己出錢組織多次全國性遊行示威抗議活動，她後來說：「在遊行時我是個自由主義者，結束時是個激進分子」。她不久便組織反對越南之戰的運動並聲稱：「由於我在影片中成名，我更有力量——我要利用這點」。她做到了，芳達有幾百萬美元財產，其中包括自己賺取的和母親的遺產，她將此用於接下去5年作為政治和社會行動主義者的開銷，以及20年後資助湯姆·海頓進步的民主主義運動，總數達幾百萬美元。

　　簡·芳達是個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敵人冊」中的一人，被冠以「無政府主義者」罪名，被美國中央情報局（FBI）看作美國的反政府敵人，6個秘密情報人員授命在她女兒幼兒園處監視，她無論走到哪兒，都遭到FBI的騷擾和糾纏，她不斷受到恐嚇威脅。由於一起誣告案，說她所用的鎮靜劑和維他命片是毒品製成的藥片，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海關，在她從加拿大出遊日來後甚至將她關進監獄。這些持續不斷的騷擾，最後使她上訴控告他們的暴政、高壓政治違背了第1、第4、第5和第9條法規，她說：「正是這麼些織組機構試圖損害我的信譽……讓像我這樣反對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負責任、危險和惡語咒駡的人」（安德森，1990，P298）。

　　1971年，芳達從社會事業中抽空脫身，參加電影拍攝，使她重新回到了好萊攝影棚的聚光燈下。《克魯特》講述一位妓女受到一位同性戀殺人狂的危脅，芳達在片中扮演布麗·丹尼爾，由於她充滿激情刻畫布麗一角，榮獲了最佳女演員稱號，《紐約人》雜誌的保林·科爾寫道：「她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表演的頂點，即使是在最大的特寫鏡頭下也不會洩露出一絲虛假的痕跡」。在她參加政治行動主義活動，造成與好萊塢長達4年的隔閡之前，簡還參加了與多納德·蘇斯蘭德合演的影片《提秤布魯斯》（1973）。值得提到的一件趣事是，芳達最有挑釁性和扣動人心的表演都是她情緒激昂地反對越南戰爭時期的作品，《射馬》和《克魯特》都是這一時期的作

　　1972年7月，芳達在訪問北越南時獲得「河內簡」的綽號，她那時作了幾次無線電廣揚，她敦促美國空軍停止轟炸北越，她這一舉動激起了美國國會鷹派人士的憤慨，受到馬裡蘭和科羅拉多州議會立法部的指責，議會中有些人還想以反叛罪起訴她，曼徹斯特《同盟領導者》載文建議，若起訴成立，要將她處決。在這段激進時期，簡遇見了湯姆·海頓，成為他民主社會主義形象的感情上和軀體上的俘虜。

　　到1976年，簡感到由於水門事件，社會氣候已大大改變，她回到製片廠拍攝電影《與迪克和簡一起玩》，她主演喬治·西格爾，後又拍攝《朱麗亞》（1977）。她卷土重返好萊塢，于1977年建立自己的製片公司，她頭兩部片子大獲成功，即《回家》（1978）和《中國綜合症》（1979），與麗莉·湯姆林和多麗·珀頓合演的《九點到五點》（1980）贏得極高的票房收入。她製作的影片《金色池塘》（1981）同樣極其成功，她稱這是她的「最豐厚的職業經歷」，他父親在臨去世前出演了書中角色，亨利在他眾多影幕形象中首次，也是唯—一次獲奧斯卡獎，4個月後便去世，這是芳達第二部突破1億美元的影片。有意思的是，拍片的直接動機是為他父親退出電影界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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