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48)_蘭德勒姆

四八

　　背過而馳的革新者：簡·芳達

　　1969年簡·芳達從法國回來向新聞界宣佈：「我是個革命女性」，她描述了在越南槍殺戰場中新發現的感觸。她的這種個性並非偶然：沒有對已有規則和秩序的否認，製造幻想家便不可能成為生活中的真正革新者。革新一直被看作創造性的毀滅，一個人一旦要去摧毀某事物，她必須成為一個持異見者，具有背道而馳的個性。簡·芳達是強烈的反叛者，如果她不是如此，便不可能在美國掀起這場像帶業革命，她時刻準備與現有成規抗爭，這使她成為一個革新女性。

　　革命精神需要摧毀舊的、建立新的，不然無法革新。如果一個人不具反叛性、怪異性、不從眾性、獨立性，不是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她不可能在世界上完成任何有價值的創造和革新行為。簡·芳達、瑪麗亞·卡拉斯、麥當娜和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可能是本書中最離經叛道的叛逆者，這些婦女是這些主人公中最受人喜愛，又最遭人憎恨的女性，她們情願否認事物現狀，將世界改變得更好。書中每位女性都是獨立思維的離經叛道者，力圖在現有的工作範例之外創立新概念。傳統主義者視這些婦女是創造的劫難，然而沒有她們不可能產生新生事物（參見此章下一部分），她們違背現有傳統使她們獨特，有時使她們成為離經叛道者，而正是這一品格使她們成為革新幻想家。

　　行為的革新或適應風格

　　「創造性摧毀」和「破除陳規」都是基於一種做事與眾不同的偏好概念，因而，成為不同與創造力密切相關。不幸的是，保守型的出於好意過多保護的父母，往往喜歡子女表現「出色」，而不是表現「不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是那些讓孩子表現不同的父母，培養他們成為出色的創造幻想家。瑪格麗特·撒切爾的父親基本沒受過教育，但卻深知獨立品格的價值，他告訴幼時的瑪格麗特：「你不要因為害怕不同而隨波逐流，你自己決定該怎麼做，你有必要率眾人之先，而決不從眾」（默雷，1980）。

　　那些偏好邁克爾·柯頓稱為創造者風格行為的人，喜歡做事與眾不同，而具備適應者風格行為的人喜歡做事出色，他認為兩種風格都是社會需要的，無所謂好壞。他觀察到那些偏好「不同」行為者往往更富創造性，而喜歡「出色」行為者往往更傾向於反對變化，保護現狀，他發現每種行為風格都有各自適合的工作職位和事業途徑。

　　如果做事與眾不同與那些喜歡打破傳統價值觀、創立新概念的宏觀視野革新者類型更相吻合的話，做事出色者則更適合於那些注重保險、喜歡維持現有價值體系的人。適應者反對那些危及現有體系的變化，革新者試圖通過摧毀現有體系來求得變化。每個人都不是絕對擁有一種行為風格，多數人不同程度地具備每種風格，然而，創造幻想家通常偏向「革新風格」。

　　現實的宏觀或微觀視野

　　我們這十三位女主人公是獨特的，有種基於超脫現實生活之上的自我形象，她們的自我形象有別於平常，因為她們是看到「大場景」而不是自己狹隘感知範圍；她們以宏觀視野處事，使自己具備廣闊的洞察力，知道從長遠角度做出什麼是正確的決策。琳達·沃切納批評以商界流行方法行事的婦女，她說：「婦女在工作環境中成為成功者的形象，太多地與得到個人認可相關。你需要集中於數量和質量目標」（《工作婦女》，1992）。

　　為什麼這些婦女具有對世界無所不知和本體論觀點？看來是早年生活的印刻和定勢——早年生活經歷是主要影響，她們被教會整體地看待世界。她們將學校看作一種教育，而不是學通初級英語，教育的功能是學習需要的概念，而不是獲取文憑。蘭達、溫弗雷、麥當娜、撒切爾和梅在年輕女孩時就寫新聞稿。在商界，她們集中於決策的長期意義，而不害怕犧牲現在來贏得未來；她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將這些內在形象貫徹到宏觀視野的行為方式之中，她們能摒棄每日產生的微觀形象和問題，把目光集中到她們將到達的更大場景中。樹木會因焚燒失去蹤影，而這些幻想家從未丟失潛在的森林這一目標。

　　樂觀主義者：所有創造者的關鍵

　　許多人相信，孩子學習滑雪或衝浪比成人容易，是因為年輕時身體技巧使然，事實並非如此。人在年過30年後確實會喪失某些體能技巧，然而兒童學滑雪比成人快的原因在於他們的精神心理狀態，而非體能技巧，在這些體育項目中心理作用勝於身體技巧，積極心態或樂觀主義比身體技巧更重要，孩子自然地比成人樂觀。想想滑雪的例子吧，孩子通常把摔倒在雪地上看作一件趣事，因而基本不害怕摔倒，正因為這種積極的心態使他們學得很快。成人將摔倒看作一件壞事，想像著會出醜、摔斷腿骨和住院治療，正因為害怕摔倒，他們保護性地學滑雪，花的時間更長而技巧掌握更差。而孩子則若無其事地在雪坡滑行，還時時希望摔倒在雪地上樂一樂，這種心理狀態從未曾出現在滿懷懼怕的成人腦海中，他們有太多反面知識阻止著自己的表現才能。

　　像滑雪的孩子一樣，我們十三位幻想家婦女有積極的信任機制或樂觀主義態度，保證她們取得更大成就。瑪格麗特·撒切爾相信取消聯邦力量，她有追隨者將她的幻想變為現實，他們相信她知道該走向哪裡，他們願意加入這一旅程。人們願意跟從知道走向何方的領導者，這是世界偉大領袖所具備的才能，即使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該走向何方，公眾也會吸引到那些在自己領域深諳知識的人，這便是那麼多人跟隨拿破崙、希特勒、吉姆·瓊斯和戴維·居裡安去冒生命危險的原因，這也是這些婦女有如此多忠實信徒的原因。奧普拉·溫弗雷的製片人說她願為她挨槍子，瑪麗·凱·阿什的推銷員期盼一睹其風彩。人們希望知道走向何方的樂觀主義領袖，這些婦女具有富有感染力的積極而樂觀的信仰體系。即使有暫時的迷路，創造幻想家總是知道該走向何方。

　　創造者哲學觀：反笛卡爾哲學思想

　　創造天才以右腦、質量方式行事，不同于既成類型個性大眾。奧普拉·溫弗雷是隨心所欲地說，而不是力求將其數量化，或符合傳統的製作模式。傳統意識、數量驅使的個人仍被笛卡爾將人及其系統看作機械主義性質的世界觀所操縱。笛卡爾用其哲學名言定義人：「我思故我在。」這一啟發性定義極其狹隘——邏輯、推理、論證取向——建立在牛頓哲學觀將人視作機器的基礎上。這不是女性創造幻想家在迎接新的太平盛世曙光時運用的方法。既成類型者相信人看作機器的世界觀，這些風險躲避、毫無想像力之徒被數字或原因／結果，刺激／反應和其他行為主義的決定因素所操縱。這些幻想家婦女不理會這種數量型感知力。

　　工業革命賦予機械主義理論以普遍可信度和經濟支持力，這種理性主義的笛卡爾世界觀也灌輸滲透於我們的學校、機械和組織，工業跪拜著依從於這一聖壇成為機械性個體，數量化模型成為操作和創造的流行方式；機器是皇帝，而公眾是走卒，將所有的創造性努力退縮到左腦驅動、數量方法解決問題的途徑。難怪20世紀個性測試證實美國人（75％）喜歡以細節、數量和微觀方式行事，解決問題時傾向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西方世界充斥沉溺於「科學」和「事實」，迫害著「創造」和「幻想」。麗莎·克萊仙思從未曾聽說過笛卡爾主義邏輯，而是運用右腦思維，質量化方法來為工作婦女提供她所需要的服裝。

　　愛因斯坦使世人如夢方醒地認識到：人不是機器。儘管他留給世人的印象是物理學上的偉大數學天才，但他的直覺洞察力被證明為遠比他的任何數量分析重要，愛因斯坦幾乎總是運用歸納邏輯展現一個概念，然後再求助數學發現證實其中的事實。愛迪生也如此，他先在腦海中創造了閃閃發光的白熾燈泡，告訴新聞界他已解決了難題，然後回到實驗室去真正找尋結論，這便是愛迪生與愛因斯坦相同的解決創造性問題的方法，然而教育和商業系統仍在沿用相反的方法。這些幻想家婦女運用女性直覺引導自己取得偉大的革新突破，她們用右腦感覺來達到職業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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