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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就在甘地尚未離開加爾各答去諾阿卡利時,又從比哈爾傳來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殘殺。其野蠻程度不亞於加爾各答和諾阿卡利。甘地大為震驚。比哈爾,是甘地深愛的地方。當時那裡的人民是那樣披肝瀝膽地支持他、擁戴他,而現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則置於腦後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來,屠殺和反屠殺,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難以分清誰對誰錯,凡是暴力,就沒有對錯可言。他號召印度教徒都應該贖罪,先從自己做起,於是他決定「飲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爾人不悔過自新」,這種半絕食的行為將成為「一種絕食至死的舉動」。

  甘地在極度痛苦狀態下,來到了斯里拉姆普爾村。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這個村曾有二百多戶印度教徒,現在只剩下3戶人家。當晚,他在村裡召開集會,他的心靈之光給他帶來了教誨。他大聲疾呼:「讓那些政治家們在德裡唇槍舌劍地爭論吧!讓他們無休止地討論印度前途吧!過去的事實多次證明,解決印度問題的真正答案,必須到農村去找。」

  七個星期之內,他光著腳板,苦行遊說,行程達185公里,走訪47個村莊。作為一名印度教徒,他總是在餘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間走村串鎮,深入家庭,用好言勸慰穆斯林,使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一再告誡他們惟一值得人類進行復仇行動就是以善報惡。這的確有著生命危險。但是他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響去安撫人心、穩定人心,幫助他們捐棄前嫌,「重新點燃友愛之火」,「驅趕宗教偏見的惡魔」。

  甘地與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捨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內只裝有鉛筆、紙張、針錢、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隨身攜帶的一尊象牙小雕像。這尊雕像表現的三個頑皮的小猴子,一隻雙手捂嘴,象徵德行的三大秘訣:「勿聽邪惡,勿視邪惡,勿傳邪惡」。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裡,為甘地裝著他經常要誦讀的四本書,它們是:《薄伽梵歌》、《古蘭經》、《耶穌行實與訓誡》和猶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堅持淩晨二點起床,誦讀《薄伽梵歌》,然後再進行晨祈。而在同時,他便要喝一大碗摻鹽涼水,以洗腸胃,數年如一日。現在儘管苦行漫遊,非常貧苦,他也從不間斷。到晚上,他必定要與其他教徒們一同參加晚祈禱。他常常從容不迫,先讀幾段《薄伽梵歌》,然後再朗誦幾段《古蘭經》。

  每到一村,他都要請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沒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領他的信徒們在村外樹下,晚上伴著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陽升起的時刻,甘地一行便要離開斯里拉姆普爾。在這裡待了六個星期,村民們深為他的行為所感動,紛紛到村頭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彎腰駝背,步伐蹣跚地去尋找幻滅的夢想。

  崎嶇的小徑上,甘地仍在不厭其煩地朗誦泰戈爾的詩,為大家提神,為自己增添安慰:

  「如果他們不響應你的召喚,你走下去吧,獨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繼續行走,從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輕人都難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種奇特的力量支撐著,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響的腳步。

  諾阿卡利到了。這個縣裡的情況是甘地前所未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個村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幾乎長年勢不兩立,不來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兩塊,以中間的中心線為界,不可逾越。兩個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間從不互汲井水,寧肯渴死。村子裡如果辦學校,也是各辦各的,孩子們都嚴格按照教規所定只上自己的學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製作祖傳藥丸,治療的是同一種疾病,他們的製作方法和用藥劑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間更不通醫。這種約定俗成的隔斷,不知形成於何時。

  在途經的一個村子中,看見所有的房屋被燒毀,大多數男性村民被殺害。

  一隻牧羊犬突然竄到甘地的腳下嗚咽著,仿佛要帶甘地一行前去觀看什麼。

  甘地隨著這條犬走到村角,只見那裡三具屍體,腐爛發臭,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難。一群婦女圍上來,紛紛向甘地訴說他們的丈夫、兒子被慘殺,自己的女兒被淩辱,悲痛欲絕。甘地心如刀絞,只得一邊安慰,一邊勸說以善報惡。

  這時,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爾寫的日記:「自淩晨2點,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撐著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嚴重不足,它是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上帝何時將我從這種黑暗中解救出來,指引我走向靈光呢?」

  甘地的傳記作家曾將這次行走看成是「獨自朝聖」、「赤腳朝聖」。朝聖一般來說應該是趕往聖地,而甘地卻是行走在那些災禍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覺得這次行動具有朝聖的意義,他覺得他的胸懷帶著朝聖的虔誠。在途中,他曾收過一位婦女詩人的信,信中也稱他「敬愛的朝聖者」,並祝他「上帝與你同在」。

  這裡只有羊腸小道,到處是河道溝壑,用竹竿搭成的橋樑非常之滑,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河底、深淵。這種困難其實也不算什麼。甘地在走村串戶期間,還經常遭到一些人為的麻煩。穆斯林似乎都不願意他到處召開集會,不是予以阻止,就是在他經過的路道上撒滿糞便。遇到這種情況,甘地總是耐心地用樹枝掃除,村民們則無動於衷,袖手旁觀。他的每一個行動,幾乎都在敵對、仇恨、恐嚇的目光注視下。

  這的確對78歲的甘地是一個新的考驗。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將來臨,國家的政權唾手可得,而他卻遠離這一切,深入到危險境地苦心遊說。他總是告訴印度教徒們,要按照上帝的要求,與穆斯林以兄弟相稱,如有必要,就算去死,也不要殺人。死亡比恥辱要好得多。

  經過長途跋涉,甘地一行來到賈格特普爾村。甘地在這裡舉行了婦女會議,作了演講,然後他要助手鮑斯記錄遭受污辱的婦女的陳述。但是大家都羞於開口,只有一名年輕的姑娘講述了她家的遭遇。她的父親和兩個兄弟被殺後扔進火裡當場燒掉,歹徒闖進她家,對她進行施暴,房子被燒,她與母親已是無家可歸。聽了甘地的演講,她似乎建構了新的思想準備,她說:「我和母親現在走投無路。如果他們再來的話,我知道我會以死來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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