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43)_李光耀

一四三

　　※後記

　　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組能力很強的部長，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們都很能幹，決心要實現共同的目標。核心成員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吳慶瑞、拉賈拉南、韓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傑出。他們都比我年長，而且有話直說，不怕冒犯我，尤其是當我犯錯時，他們更是直言不諱。他們幫我保持客觀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長時間擔任領導角色而變得妄自尊大。

　　還記得六歲時，有一次坐著牛車到祖父的橡膠園去。牛車的木輪裹著一層金屬皮，沒有彈簧或避震器，經過一段黃泥路，一路上顛簸得厲害。50年後，1997年，我從倫敦乘坐超音速客機到紐約只需三個小時。科技改變了我的世界。

　　過去50年政治動盪劇變，期間我就唱過四首國歌：英國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馬來西亞的《我的國家》，最後是《前進吧，新加坡》。外國軍隊來來去去，包括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印度人，還有帶著臺灣人和朝鮮族輔助部隊的日本人。戰後，英國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亂的共產黨人鬥爭。之後新加坡獨立了。接著印尼跟馬來西亞展開對抗，我也被卷人政治變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動黨的時候，早料到將面對許多風險，我們還會不會繼續上路？要是我們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嶇不平，困難重重，我們就不會在50年代懷著滿腔熱忱和充滿著對未來的憧憬踏入政壇。當時我們可以感覺到，新馬兩地的華人對中國的成功都深以為榮。我們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分子，沒有跟占多數的講方言的華人溝通的能力，卻在50年代不顧後果地投入洪流。我們怎麼可能跟馬來亞共產黨較量，爭一日之長短？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並沒想到這些。我們一心只想著要趕走英國人。

　　我們勇往直前，無視眼前的危險。心底的欲望強于理智的壓抑，一旦陷入其中，我們就被吸進更深的鬥爭旋渦裡。跟共產黨人的鬥爭比我們所預料的還來得早。我們得應付共產黨公開戰線的工人、學生和文化團體，地下武裝力量是他們的後盾。1963年，我們跟馬來亞合併成馬來西亞，解決了共產黨人引起的問題，之後卻發現，巫統（注：原文如此）馬來領導層中的馬來極端分子要建立的，是個由馬來人支配的社會。種族暴亂和無休止的衝突接踵而來，最終我們只好在1965年分家獨立。我們隨即面對印尼的對抗。1966年對抗結束後，英國人在1968年宣佈要把他們的軍隊撤走。我們克服了一個困難，緊接著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難題。好多時候，前途看來是無望的了。

　　作為剛掌政的新手，我們就吸取了不少寶貴的經驗。我們從沒停止從實踐中學習，因為，時局不斷在改變，我們需要根據變化調整我們的政策。對我有利的條件是，我的幾位部長吳慶瑞。拉賈拉南、韓瑞生都博覽群書，會被新思想所吸引卻不被迷惑。我們互相交換自己看過的有趣的書籍和文章。起步時，我們都很無知單純，幸好我們處事謹慎，經常質疑，並對新概念進行實驗後才加以推行，以免惹來麻煩。命運就在彼此手中我們的同志情誼就是在這種緊張的壓力下建立起來的。面對接踵而來的危機，我們的命運就在彼此手中。我們必須互相信任，瞭解彼此的強處和弱點，並把它們列為考慮的因素。我們辦事不採取先試探民意的做法。為了讓新加坡成為一個非共、非種族主義而且能夠獨立生存的社會，我們的做法是實行必要的政策，並爭取人民支持這些政策。

　　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組能力很強的部長，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們都很能幹，決心要實現共同的目標。核心成員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吳慶瑞、拉賈拉南、韓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傑出。他們都比我年長，而且有話直說，不怕冒犯我，尤其是當我犯錯時，他們更是直言不諱。他們幫我保持客觀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長時間擔任領導角色而變得妄自尊大。我的班子還包括杜進才、王邦文、埃迪。巴克、楊玉粼、肯尼。貝恩和奧斯曼，他們個個都是有才能的正人君子，都獻身於同一事業。

　　1959年開始執政時，對於如何管理政府，如何解決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我們只略知皮毛。我們所有的是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把一個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會改變得美好。要實現這個理想，我們必須贏得政權，之後，還得確保人民會支持我們，讓我們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我選出有才幹的人，安排他們擔任領導的職位，如部長和高級公務員，管理一個廉潔和有效率的制度，並能體恤人民的需要。我們一方面要工人繼續支持我們，但是同時也需要滿足投資者的需求。他們投下資本，傳授知識和管理技巧以及開拓海外市場，使得我們在沒有馬來西亞這個傳統腹地的情況下仍能活命生存。我們邊工作邊學習，而且很快就上手。

　　如果說我們的成功有秘訣，那應該是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我一向都不會為理論所困，理性判斷和現實情況才是我的照明燈。我測試一個理論或計劃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這是我執政這些年來一以貫之的原則。要是發現一個理論或計劃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會再浪費時間或資源。我幾乎不曾重犯同樣的錯誤，也常吸取別人犯錯的教訓。執政初期，我很快就發覺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難，其實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過或未曾解決了的。所以，我養成習慣，一定要去找曾經碰到類似問題的政府，瞭解他們碰到問題是怎麼應付和解決的。不論是建造新機場或是改變我們的教學方法，我都會先派遣一組官員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國家訪問考察。我總喜歡借鑒和參考別人的經驗。

　　我們的運氣相當好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的運氣相當好，我們採取的一些高風險政策和行動，並沒使新加坡受到更大的傷害。首先，我們得跟共產黨人組成統一戰線，在此期間，我們極可能像戰後波蘭和捷克的社會民主黨人那樣被吞噬。接著，我們天真地以為，單靠選民數目平衡的力量就可以逐步促成一個不那麼強調種族主義的馬來亞社會。時間證明了共同的經濟利益也左右不了種族效忠。後來，由於經濟前景暗淡，我批准一家煉油公司在發巴港碼頭旁邊設廠，這等於是在我們主要的經濟資產旁邊放一條危險的導火線。我們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全國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華校中學生暴亂給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所以我們遲至1978年才這麼做。許多華校生在經濟上的出路因此受影響。

　　我也學會不理那些專家和有幾分像但實際上不是專家的人，尤其是那些鑽研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學者的批評和意見。他們總有一套自己喜歡的理論，認為社會應該根據他們理想中的模式發展，尤其是在消除貧困和擴大福利方面。我總會嘗試做到凡事正確，但卻不是政治上正確。駐新加坡的外國通訊員代表著西方媒體的觀點，他們竭力宣揚自己的看法，批評我的政策，目的在於影響選民和政府。還好我們的人民跟政府一樣講求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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