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9)_李光耀

一三九

　　1980年黨大會過後，我提升了六名年輕的政務部長為部長，也借這個機會再引進更多新秀。我讓具備部長潛質的人選擔任政務部長，接受考驗。除了「直升機素質」之外，他們也必須具備政治的敏感以及同基層領袖融洽相處的個性。具備這些額外素質的人後來成為內閣部長。要物色一名適合的內閣人選，我和同僚得面試十多名候選人。要判斷一個人能不能成為政治領袖，其實並不容易，人才耗損率相當高。因為縱有再多的心理測驗，我們始終難以準確無誤地評估候選人的人格、情緒和動機。要取得成功，候選人、他的伴侶和家庭，都必須準備犧牲個人的隱私，犧牲許多個人的時間來照顧選區，出席官方宴會，接受一份不比外頭豐厚的收人。參政當部長其實早已不再是個深具吸引力的機會了。更何況，候選人最終必須具備一個附加條件：能夠親民，並有能力爭取人民支持自己推行的政策。

　　1988年，我決定這將是我最後一次以總理的身分領導党參加競選。大選獲勝後，我要年輕的部長們自己決定擁護誰來當總理。我告訴他們，當初我協助挑選他們進入國會，接著委任他們為部長，我要未來的總理接班人選獲得同輩同僚們的支持。年輕的部長們最後決定推舉吳作棟作為他們的領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吳作棟不是個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舉動不夠靈活，說英語難脫濃濃的福建口音。1976年剛當選議員的時候，他顯得靦腆，不善於在公共場合講話。

　　他能幹，有抱負，有幹勁，喜歡接近民眾。我把他引進內閣後不久，勸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英語會話水平。我們請來了一位英國婦女給他和幾位年輕部長上課，指導他們說自然流利的英語。我怕己有過學習華語和福建話的經驗，知道要改變自小養成的語言習慣並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學習經驗，告訴他我怎麼長年累月地利用工作之間的空檔，通過補習老師，提高華語和福健話的流利程度。我那幾位比較年長的語文老師給吳作棟介紹了華文教師，他專心致志，鍥而不捨。下過一番苦功之後，吳作棟逐漸成為更有效的演說者。

　　1990年，跟吳作棟合作的內閣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陳慶炎、楊林豐、李玉全、賈古瑪、胡賜道、黃根成、李顯龍、姚照凍、麥馬德以及楊榮文。我把一群品格才幹兼具並願意獻身社會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讓他們同老部長合作幾年，他們已經準備就緒。我在那年11月辭去總理的職務。

　　我擔任總理31年了。繼續連任，除了證明自己老當益壯，還能辦事治國之外，絲毫沒有意義。反之，如果能在退下來之後的有生之年協助接班人站穩崗位，繼續爭取成功，這將是我對新加坡的最後一項貢獻。我不曾經受任何引退後的官癮的困擾。吳作棟沒要求搬進我在總統府附屬樓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舊辦公室。那是20年前我搬離政府大廈後的辦公室。他給自己選擇了一間新的辦公室，就在我的辦公室上面。我繼續通過參與內閣會議的討論，以及同總理和其他部長舉行的非正式會議，貢獻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吳作棟的作風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地進行策劃，一步步贏取人民對他所要實現的目標的支持。結果證明他成功了。在1997年1月的大選中，人民行動党在有對手角逐的36個議席當中，總得票率由61％提高到65％，並奪回1991年失去的四個議席當中的兩個。吳總理和新的領導班子如今全權指揮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場危機，給了吳作棟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驗。隨著鄰近國家的經濟體—一崩潰，新加坡幣值下降，股市和房產價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國企業紛紛裁員，把工廠遷移到商業成本更低的鄰國去。這種情況跟1985年的經濟蕭條時期相似，當時我們就因為工資、費用、賦稅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導致新加坡經商成本偏高。那個時候我們實施一系列縮減成本措施作為對策，包括把雇主對員工的公積金繳交率降低15個百分點，同時下調商業費用和稅率。吳作棟的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計劃，一方面降低稅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積金繳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減商業成本。裁員情況緩和下來了。到1999年年中，經濟開始復蘇。吳作棟和他的班子在處理危機時採取了堅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贏得了國際基金經理和投資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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