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25)_李光耀

一二五

　　日本人民的內心深處，對於再次捲入一場不但贏不了而且代價慘重的戰爭，仍存有深深的恐懼感。中曾根加強防衛力量的政策也因此放緩推行。民意調查顯示，在防衛問題上日本人都寧可保持低調。無論如何，就因為中曾根性格率直，在他卸任以後，我們每逢在東京碰頭，總能一起吃飯，暢所欲言。

　　自民黨的勢力在80年代末開始轉弱。35年來一直都行之有效的整個體制，再也無法應付國內外急速改變的環境。傳媒接二連三地報道貪污醜聞，使自民党連連受到炮轟。日本傳媒決心要拆散自民党領袖、大商家，尤其是建築承包商以及高級官僚之間的相互勾結的關係。繼中曾根之後於1987年擔任首相的是竹下登。他個子瘦小卻風度翩翩，是早稻田而非東大畢業生。他溫文爾雅，待人處世拘泥形式。在笑容可掬的背後，他其實是一個政治暗鬥的高手。他的領導作風跟中曾根截然不同，謹言慎行，但是卻能履行自己的承諾。竹下登出任首相期間，正是日本要從蘇聯手中奪回千島群舊（日方稱為北方四島）的情緒最高漲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急需國際經濟援助，日本隨時準備慷慨解囊，條件是要蘇聯歸還原屬他們的4個島嶼，或至少做出歸還島嶼的明確保證。

　　但是1989年12月我在東京裕仁天皇的葬禮上同竹下登重逢時，他卻透露，蘇聯絕不放手。過後他給我傳來口信，要求我在蘇聯總理雷日科夫於1990年初訪新時，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島說項。我曾經問過三木武夫首相，為什麼蘇聯疆土遍及歐亞大陸，卻會對堪察加半島外的4個小島如此在意。三木臉色一沉，激憤地直斥蘇聯人對領土貪得無厭。我問起島上日本居民的命運時，他一臉厭惡地說：「一個都不留，全被遣返日本！」竹下登對收回4個小島也有著同樣強烈的意願。所以雷日科夫總理訪新時，我特別提起這個問題。他的反應完全在我意料之中：4個島嶼的主權根本無可爭議，完全屬蘇聯所有。在他的兩年任期內，爆發了一起同雇傭公司「利庫特」有關的貪污醜聞。竹下登的心腹涉嫌為達到政治目的接受賄賂。這個人後來自盡，竹下登悲痛欲絕，最終引咎辭職。

　　在鬧出一連串貪污醜聞之後，公眾極力呼籲清廉領袖上臺。雖然海部俊樹只領導自民黨內一個最小的派系，但是他仍然成功地在1989年當選首相。海部受人歡迎，喜歡交際，有個「廉潔先生」的雅號。他不及宮澤多才，不如中曾根果斷，又不比竹下登善鬥。但是他卻有親和力。

　　海部在他的兩年任期內碰到不少問題。換成中曾根，當會樂於當機立斷。美國要求日本派兵到波斯灣參與對伊拉克之戰，海部在徵求了各黨派領袖的意見後，最終不派一兵一卒，而選擇提供130億美元，作為日本對這次行動的貢獻。

　　其實西方一直都確認日本的經濟力量。從1975年在朗布依埃舉行的會議開始，他們就邀請日本領袖出席五大工業國峰會。可是在爭取扮演一個主要經濟強國的角色的過程中，日本始終面對重重障礙。最嚴重的問題是，日本領袖對他們戰時的暴行採取了不願面對的態度。反觀德國人，開誠佈公地承認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同時表示歉意和對受害者做出賠償。他們也教導年輕一代認識戰爭罪行的歷史背景，以免重蹈覆轍。日本人則繼續採取模棱兩可的曖昧態度。我想，或許他們是不願使人民士氣低落，或不願侮辱祖先和天皇。什麼原因都好，總之歷任自民党首相都沒能勇敢地面對過去發生的事情。

　　但是，1990年5月，海部卻在新加坡發表了一次突破性而且令人難忘的重要演講，「對日本過去所作所為給亞太無數人民帶來難以承受的悲痛，表示衷心的懊悔……日本人民堅決不再重複這類會釀成悲劇性結局的行動」，就只差一聲道歉。無論如何，他的語氣確實體現了他誠懇和務實的態度。

　　我向海部指出日本人和德國人對待戰爭記錄所抱的不同態度。德國工業家和金融家呈交履歷表，總會毫無隱瞞地把戰爭時期的經驗—一列出：在斯大林格勒或者比利時的戰役中出過力，曾是美、英或蘇軍的戰俘，曾獲頒什麼軍階什麼獎章。但是在日本人的履歷表上，1937年到1945年期間永遠留白，好像這段日子不曾存在。這種現象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根本不願重提這段歷史。因此，日本人和那些同他們來往的人之間總是隔著一道煙幕，疑慮重重，這是不足為奇的。

　　我建議日本研究德國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轍。海部坦言我的意見讓他深受鼓舞，同時強調日本其實已經在不斷改變。他說自己是戰後第一個沒有軍事背景的首相。1945年，他還只是個學生。到了60年代，他積極參與民主化進程。他願意認真研究如何教育年輕一代認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重新檢討教科書的內容。可惜，他還來不及落實這個想法，就被宮澤喜一取而代之了。矮小調皮的宮澤，圓臉上總掛著探索的表情，一陷入沉思兩道闊眉就會緊蹩，在闡明經過謹慎仔細考慮的立場之前，也總會先掀起嘴巴。他像學者多於政治家。要是選擇投身學術界，擔任母校東大的教授一定勝任有餘，只是最後他卻當上了財政部官員。

　　傳媒曾在1991年報道我說過的話：讓日本人派兵支援駐守柬埔寨的聯合國和平部隊，簡直就是「把含酒的巧克力塞給一個酒鬼一樣」。宮澤在接任首相前夕，就趁一次我在東京和自民党領袖共進午餐時，問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回答說，日本文化要改變談何容易。日本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追求完美，做到極限，哪怕是插花、鑄劍或者打仗，這種習性是根深蒂固的。如今中國已經擁有核子彈，我不相信日本還會重演1931年至1945年之間的歷史。不過，日本若要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就非得讓鄰近國家覺得它信得過，是個能賴以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國不可。宮澤追問，海部的懊悔難道算不上是提供了某種宣洩嗎？我說，這只能算是個好的開始，卻並非道歉。

　　後來宮澤出任首相，在1992年1月向國會發表的第一份聲明中，就對亞太地區人民所蒙受的苦難表達了「深切的懊悔和歉疚」。中曾根是鷹，宮澤則是鴿。他一直支持美日聯盟，反對以任何形式重建軍事力量。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詞匯豐富，因而易與他人坦誠交換。意見。他反應敏銳，一有不同意見，就立刻反擊一一但總是彬彬有禮。早在他出任首相以前，我們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富澤特別留意中國宮澤也特別留意高增長的中國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同佐藤（1968年）、三木（1975年）和福田（1977年）一樣，宮澤花了頗長的時間討論跟中國有關的課題。即使在中國採取閉關政策經濟停滯時，日本領袖已經非常關注它的發展了。

　　後來鄧小平推行開放政策，日本更是格外留意這個每年增長8％到10％的鄰居，因為它可能威脅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顯赫地位。宮澤擔心的是少了民主制度和新聞自由的監督和制衡，中國崛起將對日本和東亞的安全構成威脅。大多數日本領袖相信，美日的防衛合作聯繫能給日本20年的安全保障。然而宮澤和其他日本領袖擔心的，卻是長遠的局勢發展，暗自害怕有朝一日美國軍力將難以在本區域維持支配的地位，不願再保衛日本。中國究竟會起著穩定的作用還是引起麻煩，沒人說得准。

　　我認為最好是把中國納入現代化的世界體制裡。日本應該吸引中國優秀生到日本深造，讓他們同日本的年輕一代建立密切的關係。同樣，中國最傑出的頂尖人才如果能有機會到美日歐，就能開拓眼界，認清中國要繁榮富強，就不得不在國際上做個積極的成員。如果中國在推行經濟改革的進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撓，它就會對先進國家產生敵意。

　　大多數日本領袖深信一到緊要關頭，東盟國家都會跟日本站在同一陣線，惟獨無法斷定新加坡會有怎樣的反應。他們不懷疑身為華人的我關心東南亞的利益，並且純粹從一個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國，相信衝突發生時我未必支持中國。但是對在新加坡占多數的華人，以及未來的領袖在中國的壓力之下會產生什麼反應，他們就說不準。我想我當時並沒有成功地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慮。

　　就在宮澤擔任首相期間，田中一名年輕弟子小澤一郎率領黨內一個勢力強大的派系，在一次關鍵表決中推翻了宮澤內閣。宮澤畢竟有別於其他自民党派系的首領，他不是一個黨內明爭暗鬥的能手。自民黨輸掉了隨後舉行的大選。自民黨失去政權也有好的結果。細川護熙成為首位以毫不含糊的語言承認日本所犯戰爭罪行的首相。自民党領袖一直對他們的戰爭罪行抱著強硬的態度，細川沒有這樣的思想包袱。日本要等到一位非主流政黨領袖上臺出任首相，才真誠地道歉。第二年，緊接著上任的社會民主黨新首相村山富市再次道歉，還趁訪問東盟之行分別對東盟領袖—一致歉。在新加坡，他公開表明，日本不能再逃避，必須正視過去的侵略和殖民統治。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紀念，村山發表聲明，再度表達他最深切的愧疚和由衷的歉意。他並且強調，日本必須對給亞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村山也是首位到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戰蒙難人民紀念碑前獻花的日本首相，雖然我們並未要求他這麼做。他告訴我，希望這麼做能維護本區域今後的和平與穩定。他仍能感受到本區域潛伏著的強烈的反日情緒，因此益發體會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這兩名非自民党首相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絕不道歉的強硬立場。自民黨並未道歉，表示歉意的是部分的村山聯合政府。

　　1996年，自民黨的橋本龍太郎繼村山之後接任首相。他在同年7月慶祝誕辰的那一天，不以官方姿態而以私人名義，到靖國神社弔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日軍亡魂，其中包括當年的首相東條英機將軍，以及好幾名因戰爭罪行而在戰後遭處決的戰犯。日本領袖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留下解答不了的大疑問。同德國人不一樣，日本人沒有進行導瀉，以清除他們體制裡的毒素，不以他們的過錯教育年輕一代。橋本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2周年紀念（1997年）以及同年9月訪華時，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深感懺悔」，儘管中國和韓國都希望日本領袖能道歉，橋本卻沒這麼做。

　　他們不要道歉我想不通日本人為什麼如此不情願承認過去，坦然道歉，以從此邁步向前。由於某種原因，他們不要道歉。道歉等於承認犯錯，而公開表示仟悔更暴露了他們今日的主觀感受。南京大屠殺，朝鮮、菲律賓、荷蘭和其他婦女被拐騙或被強迫到前線充當日軍的「慰安婦」，對活生生的中國、朝鮮、蒙古、蘇聯的囚犯進行慘無人道的生化武器試驗：他們都矢口否認，直到一件件史實在日本的檔案中被發現，他們才迫不得已承認。這種態度，又怎能不叫人對他們未來的意向生疑呢？

　　日本人現在的態度，可以視為他們日後行為的苗頭。要是他們對過去感到羞愧，日後就比較不可能重蹈覆轍。因戰爭罪行而被聯軍處決的東條將軍在遺囑和供證中說，日本人是因敵眾我寡而敗北。以日本的面積和人口，它仍有潛能在高科技戰役中建立實力。誠然，中日的任何衝突一旦升級，超出傳統武器的層次，日本必定會吃大虧。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出現，但是萬一發生，日本的實力仍舊不容低估。一旦他們感覺到受威脅，石油或其他生存資源被切斷，出口市場被封死，國家生存的命脈斷絕，那我相信日本人必會再次進行惡鬥，就像1942年至1945年一樣。不論日本和亞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動經濟現代化以及扮演聯合國和平使者的角色，就必須先了結這個道歉的課題。亞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為此，我們彼此之間都應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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