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23)_李光耀

一二三

　　一年後，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訪。日本很講究禮儀，他們堅持在機場的迎送儀式上，我應該戴黑色的霍姆堡氊帽和灰色手套，穿黑色的西服。他們非常拘泥於西方的禮服穿著。當時各地報紙都在報道英軍將撤離新加坡的新聞，我發現陽本官員和部長們，包括首相在內，都期待我會向他們要求援助。他們知道新加坡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然而我沒像其他到訪的發展中國家領袖一樣要求援助，這使他們大感意外。跟佐藤僅相和外長三木討論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認為新加坡有效率高的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可以作為日本在東南亞進行經濟活動的立足點。不過，要這麼做的話，新加坡須跟印尼和馬來西亞保持良好的關係。佐藤也為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成功訪問新加坡而向我道謝。他知道我曾經親自設晚宴款待他們，還帶他們到總統府的天臺去觀賞在日本無法看到的南十字星座。皇太子夫婦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們交談甚歡。我和芝後來多次訪問東京，他們都在私邸盛情款待。

　　感覺很特別的一刻由於是國事訪問，天皇和皇后在皇宮設午宴招待我們。主要的宮殿被炸毀了，午宴設在比較靠外面的一座房子裡。我們被帶領進入一個客廳，地上鋪了漂亮的地毯，家具陳設簡單而優雅，擺了幾張精緻的小桌，禮物就放在上面。同這位半神的人物晤面，是我生命中感覺很特別的一刻。在日本佔領新加坡的3年半裡，他成了神。我在國泰大廈報道部當電訊編輯期間（1943——1944年），常得向東京皇宮的方向鞠躬。如今眼前站著這個身材瘦小，略微彎腰弓背的人，看上去毫無惡意，說真的倒是友善有禮，說話低聲細氣。皇后個子比較大，圓臉盤兒，長得討人喜歡。禮賓官員讓我們站到指定的位置拍照，然後賓主雙方坐下來交談。談話內容無傷大雅。在適當的時候，他對戰爭期間日本對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苦難表示遺憾。我點了點頭，一聲不響。對這樣的場面我毫無心理準備，認為最好是保持沉默。

　　日本人已經揭開了皇室的神秘面紗，要在他們心目中重新恢復過去對天皇的崇敬，談何容易。皇位象徵著什麼，已經沒什麼神秘可言。坐在午餐桌的另一邊，壓低嗓子跟這位曾經被當做神一般的皇帝談些大多無關重要的事情，未免令人掃興。坐在天皇身旁的佐藤首相對他有什麼想法，倒叫我納悶。佐藤畢竟屬把他當成神來敬仰的一代。

　　天皇的葬禮此後我和芝又幾次會見了天皇和皇后。我作為總理的最後活動之一，是於1989年2月參加他的葬禮。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貴雲集東京，向這個復興和成功的工業強國的元首致哀。那是個肅穆的傳統儀式。新宿皇家公園內築起一座宏偉的神道神壇，它是用精緻的白松木搭成的，沒用一顆釘。人人都穿著深色的西服，另加外套並戴著手套，不然就穿傳統的民族服裝。我們就坐在一個開放的大帳篷內，面向神壇，凜冽的西伯利亞寒風吹來，叫人直打哆嗦。那是前後兩個半小時的徹骨嚴寒。

　　日本人的安排卻周到萬分。跟帳篷毗連的是個圍了起來的接待處，既溫暖，來往又方便，有熱騰騰的飲料和小吃供應，洗手間的馬桶是保暖的。參加葬禮的來賓，人人都獲得可以禦寒的毯子和大大小小的特製小袋，只要把塑膠包裝扯開，氧氣就會使化學過程產生效應，把這些袋子變成保溫墊子。我把小的保溫墊子放在覆蓋著足背的鞋面下面，大的放進短上衣、褲子和外套的口袋裡。

　　可憐的芝，旗袍沒有口袋，無處可放。鄰座的人把多個保溫墊子放在座位上，讓臀部保持溫暖。這種刺骨嚴寒比在新加坡國泰大廈天臺上向天皇鞠躬還要難受。當年我根本無法想像將來會有一天代表新加坡，跟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的菲利普親王一起參加天皇的葬禮，向他致哀，而美英兩國正是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偷襲的兩大強國。所有的大國和許多獲得援助的國家的總統或總理都出席了，有些則由國王代表，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讚頌日本的特出成就。

　　過去的35年，我對日本和它的領袖有更深人的瞭解。我們需要他們幫助新加坡工業化。在他們眼裡，新加坡是東南亞的戰略要地，可以從這裡出發把經濟活動擴展到整個區域。我們也是從波斯灣到日本的海路樞紐，是日本油輪必經之地。我和日本首相們經常反復討論的課題包括：在馬六甲海峽自由航行的權利，日本在新加坡和東南亞的投資，本區域的安全問題，中國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亞太區的經濟合作關係。

　　60年代和70年代，我所見過的所有日本領袖所最關注的，就是在馬六甲海峽自由航行的權利。佐藤最先於1967年表示擔心馬六甲海峽部分航道海水太淺，大油輪恐怕過不了。我告訴他，只要用有燈光的浮標或燈塔標明淺水的地方，就不會有危險。有了先進科技，可以疏浚馬六甲海峽，用燈光浮標做航道標誌。我對這個問題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使佐藤受到鼓舞。他老惦記著日本是靠海路輸入像石油這類原料的，就是這些原因促使他們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當時擁有足夠的軍力發動攻勢，現在卻沒有這個能力。

　　1973年5月，接任的首相田中角榮跟我在陳京會面時，也提到這個課題。我強調，日新兩國應該合作，以確保自由通航得以繼續，同時抗拒本地區其他國家建議對通過馬六甲海峽的船隻徵收通行費，他顯然感到安心。兩年後我造訪三木武夫首相時，他提起不久前在新加坡海峽發生的兩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對新加坡政府的全力協助，表示真誠的感謝。這兩起意外事故曾激起新加坡鄰國的強烈反應。

　　日本超級油槽船「祥和九」先於那年1月，在離新加坡幾公里外的水牛礁附近擱淺後洩漏原油，在海面上留下了長達20公里的油漬。各國都擔心有關事故會嚴重污染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海岸線。新加坡港務局立刻出動防油污船艇到海面噴射清潔劑，防止油漬擴散，化解油漬。隨後於4月間，「土佐丸」在聖約翰島附近水域同另一艘油槽船相撞，斷成兩截。這回事發的地點距離新加坡本島更近。所幸「士佐丸」已經卸下運載的原油，這才避免釀成另一次嚴重污染。儘管如此，馬印還是公開呼籲，嚮往來船隻徵收航道使用費，以補償沿海國家蒙受的損害，同時為航行於馬六甲海峽的船隻設定噸位限制。

　　這個問題對日本太重要了，因此副首相福田赳夫和外長宮澤喜一過後都在和我會晤時，分別當面向我致謝。同其他強國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對他們是否具有經濟價值。新加坡沒有天然資源，他們對我們的評價很低。為了得到他們的幫助，比如投資石油化學工廠，我們必須不響提醒他們，要是新加坡也支持其他沿海國家一印尼和馬來西亞，嚮往來馬六甲海峽的船隻徵收航道使用費，他們將遇到很多麻煩。自由通航對日本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直到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大會闡明各國有這個自由航行的權利時，日本才放下它的心頭大石。

　　設法吸引日本投資擔任總理期間，我一直都設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來投資。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月訪問新加坡時，我公開地對他說：新加坡人對日本的資金、科技、經理和專家的流入，並無顧忌，而日本肯定將領導亞洲朝進一步工業化的目標前進。我告訴經團聯（日本大工業家的協會）的工業家，新加坡歡迎任何覺得搬到新加坡來能在工資或貨運成本上佔優勢的工業。第二年，經濟發展局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然而對年代初的日本人，還沒有做好把工廠遷移到國外的準備，他們還在加強國內的工業生產力。直到80年代，由於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越來越大，受到美國的壓力，他們才開始在美國生產。後來當歐洲也決定不進口他們的產品時，日本才開始在歐洲，尤其是英國設廠生產，把產品出口到歐洲經濟共同體。

　　精工表決定在新加坡設廠的過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資時典型的小心謹慎。我們在70年代初花了3年多的時間，才說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設表廠。當時在東京代表經濟發展局的黃名光，畢業自一所日本大學，充分掌握和瞭解他們的語文和文化。精工表不認為東南亞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們的精細工業的要求：有支援工業和足夠的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工作隊伍。

　　黃名光竭力使他們相信，應該未雨綢纓，準備有一天石英表價格下跌，在日本製造變得不經濟，因此應該考慮到新加坡來。同時，他也跟該公司的科技與生產主管打交道。我們提交了多份可行性報告，再無數次地給予承諾，保證會盡力協助他們之後，他們才終於決定投資。1976年，我為他們的工廠主持開幕儀式。在決定投資之前，他們小心翼翼，一旦決定投資，他們就全力以赴，確保計劃成功。不久後，他們對新加坡員工素質的疑慮一掃而空，進而發展生產精密器具、工業機械和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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