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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每一次會議有大半時間都在討論羅得西亞和種族隔離政策。有大部分內容除非翻查會議記錄,否則根本記不起當時有什麼大課題曾經引起各國領袖的爭論。不過每屆會議都留給我一些難忘的討論會小插曲或談話片段。我還記得1973年在渥太華主持會議的杜魯道總理。他是加拿大籍的法國後裔,不但精通雙語,連表情也能在兩語交替使用之間轉變自如。他告訴我,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父親是法國人。

  特魯多頭腦敏銳,口才也一流。我在他的記者會上留意到他如何從英語轉用法語時,一舉手,一投足,還有臉上的表情都變得那麼富有法國韻味,我心裡實在欽佩。他是名副其實的雙語與雙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他相當憐憫不幸的人,總願意幫他們一把,不過,當他認為我們有能力負擔學費而決定削減給予新加坡學生的加拿大獎學金時,倒是相當無情的。

  渥太華會議上另一個讓我記憶深刻的人,是領導東巴基斯坦反抗巴基斯坦,從而建立起孟加拉獨立國的英雄謝赫。穆吉布。拉赫曼總理。他搭乘私人客機,氣派非凡地抵達握太華。我在握太華機場降落時,看到一架波音707客機停放在那裡,上面印著孟加拉的字眼。當我離開時,客機還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費,沒有一點收入。我們離開酒店到機場的時候,工作人員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裝人兩輛大貨車,準備送上這架孟加拉客機。穆吉布。拉赫曼在會上呼籲各國向他的國家伸出援助之手。任何公關公司都會勸他不要把專機停放在握太華機場0的停機坪上整整八天。那時候流行第三世界較大國家的領袖用舊己的專機旅行。

  在會議桌上,每個領袖都是平等的,但是重量0級國家的領袖乘大型私人專機來,將顯示他們高人一等。英國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飛機,加拿大人則乘坐波音客機。澳大利亞在1979年馬爾科姆。弗雷澤政府為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添購一架波音707客機後,也加入了這個特選行列。當時經濟情況較好的非洲國家,如肯尼亞和尼日利亞,他們的總統也有專機。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以貧困的一面打動世人的心,讓大家看到他們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駐聯合國紐約總部的常任代表解釋說,國家越窮,它的代表團給他們的領導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轎車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機,借此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條件。不過,到叨年代中期,我們請求世界銀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為「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結果被回絕。我旅行省吃儉用也徒然,新加坡喪失了一切發展中國家所享有的優惠待遇。

  1975年4月,牙買加總理邁克爾。曼利在金斯敦神氣地擔任起會議主席。他是一個膚色較淺的西印度群島島民,講話語驚四座,但是我覺得他的想法不切實際。他主張「重新分配世界財富」。他的國家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島國,面積達2000平方英里,中央地帶有幾座山種滿咖啡和其他亞熱帶作物。這裡有美國人興建用來避寒的漂亮度假屋。他們有悠閒生活的文化,人民很愛唱歌跳舞,說起話來頭頭是道,跳起舞來渾身是勁,喝起酒來個個海量,但是刻苦耐勞的精神早已隨著奴隸制度一起被淘汰。

  有一個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來開會的酒店和四周用鐵欄杆圈起的範圍,徒步遊覽這個城市。一輛車子經過,停了下來,駕車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生,等等我。」一個口操加勒比海英語的當地華人上前來對我說:「你可不能忘記我們。我們現在日子過得很苦。」他遞上名片,原來是個房地產經紀人。有許多專業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把房子和辦公室交給他變賣。他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上見過我並急於跟我談話。

  當地華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專業人士都覺得在邁克爾·曼利領導的左翼社會主義政府統治下沒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毀滅國家。我問他打算怎麼辦。他不是專業人士,不能離開,否則他會離鄉背井。不過,等這些大房子都賣掉,房地產生意所剩無幾,到時他或許還是得走的。我祝他好運,並中斷我們的談話。我發現幾個負責盯著我的牙買加黑人保安人員的身勢語言開始變得不友善。從此以後,我閱讀牙買加的新聞時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

  1977年7月,為了紀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聯邦在倫敦召開會議。各國同英國的關係今非昔比。英國經濟再也不像從前那麼強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手解救英國。我和芝在唐寧街10號排隊等候在訪客名冊上簽名,準備接著從後花園前往觀賞女王的生日遊行慶典。我記得我排在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大主教後頭。一名英國準尉遞上筆來,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己的筆來簽名,然後離去。我一面簽名一面對那名準尉說:「大主教是用紅色筆簽名的。」對方回答:「跟他血腥的雙手一樣紅。」那名準尉曾在英軍被迫鎮壓塞浦路斯民族主義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裡,在當地執行任務。塞國民族主義分子當時決心把英國人趕出去,同希臘進行統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盧薩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迴訪問非洲17個首都的時候;第二次在1970年,當時是為了出席不結盟運動峰會。贊比亞的經濟自1970年起便一步步衰退。當局在政府大廈招待我們。1964年我在這裡住過,當時是英國最後一任總督的賓客。大廈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圍的鹿和奇異飛禽都少了,主樓本身少了英國殖民地政府建築的整潔外表。我們住在散佈於會議廳四周的度假屋,是1970年出席不結盟峰會時下榻的同一批建築。會議廳是南斯拉夫替同為不結盟運動成員的贊比亞建造的。會議廳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來便不常用,這一點顯露無遺。不過當地政府剛剛大手筆把它們重新粉刷過,用西班牙空運來的家具加以佈置。

  度假屋的飲食糟透了。他們訓練年紀輕輕的學生掌廚。我們廚子的全部菜單如下:早餐是醃肉和雞蛋,或只有半生熟雞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葡萄酒倒是很多,供過於求。

  當地什麼東西都缺乏,商店裡空空蕩蕩。他們沒有進口的廁所用品,本國貨也不多。芝看到一些婦女排隊買必需品。她惟一買到的紀念品是一顆孔雀石蛋,這提醒了我們:贊比亞是單一商品的經濟體,只生產銅,而銅價跟不上石油和其他進口產品的價格。他們沒有外匯,本國貨幣正迅速貶值。卡翁達總統最關心的是政治——黑人對白人的政治,不是贊比亞取得增長的經濟因素。卡翁達的總統寶座一直維持到90年代,然後他舉行了一場公平的選舉——這一點倒值得讚揚,最後以失敗告終。卡翁達下臺後,贊比亞人民的命運不見得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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