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80)_李光耀

八〇

　　§究竟做錯了什麼？

　　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究竟做錯了什麼？90年代初期，泰國、印尼和韓國的經濟已經達到飽和狀態，許多新投人的資金都被轉移到價值無法確定的項目上。在市場一片大好聲中，人人卻忽略了這些經濟體在制度和結構上的弱點和缺陷。

　　如果這些國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寬資金流動管制，情況就會好得多。這麼一來，各國就能有更充裕的時間設立一個制度，監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國直接投資資金的流動，確保資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資項目。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大量資金投放到股票和房地產、辦公樓和共管公寓上，而這些股票和房地產又被人們用來抵押取得貸款，使得資產泡沫進一步膨脹。借貸人其實很清楚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監管鬆散，卻把這種現象視為新興市場慣有的經商方式而不當一回事。有些甚至認為，跟有政治聯繫的夥伴做生意，等於是有政府為貸款做不言明的擔保，所以就跟著玩這場遊戲。

　　七大工業國的財政部長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它們開放金融市場，允許資金更自由地流動。但是他們卻不曾嘗試讓發展中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瞭解現今金融市場環球化所隱藏的危機，單靠輕觸電腦上的一個鍵鈕，大筆款項就能即刻流人或流出。任何開放措施應該根據各國金融體系的能力和精細程度格外謹慎地推行，做出相應的調整。這些國家應該裝置斷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應付資金突然流人或流出。

　　儘管各國的經濟情況不一，外國投資者信心崩潰卻影響了整個區域。東亞奇跡由典型的市場狂熱開始，資金如泉水般湧進東亞，最終卻演變成典型的市場恐慌，投資者驚惶失措地把資金全數撤出。

　　1997年1月，韓國大財團韓寶宣告破產，總統金泳三的兒子也牽連在這起重大的賄賂醜聞中。其他好幾家銀行和「財團」相信也面對類似困境，導致韓元幣值下滑。韓國中央銀行先是捍衛他們的貨幣匯率，直到11月儲備金用盡，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在那之後的幾個星期內，全東亞包括香港、新加坡和臺灣都難逃被這場金融風暴席捲的厄運。

　　港元自1983年起就跟美元掛鉤。危機使人們對港元的信心大跌，香港不得不把利率提高到比美元利率為高的水平，才能吸引投資者繼續持有港元。高利率卻沉重地打擊了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幣值比周圍鄰國都高，香港競爭力大失，旅遊業大受影響，酒店客房無人問津。但是，香港在這場危機中堅持捍衛同美元掛鉤的做法是正確的，在特區剛回歸中國主權之際，這有助於穩住市場信心。只是後來危機繼續拖下去，導致問題日益尖銳。

　　東亞的經濟危機跟拉丁美洲的不同之處，凸顯了兩種社會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東亞國家的政府並沒像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那樣超支。並非所有國家都肆意推展過於奢侈、龐大的項目，或暗中抽取貸款資金，在紐約或倫敦的股票市場進行投資。這些政府財政預算平衡，通貨膨脹率低，享有好幾十年穩定的高增長。反倒是它們的私人公司，因為輕率地在房地產和過剩工業廠房方面進行長期投資，以致過去幾年短期借貸過高。

　　西方評論員把這次崩潰歸咎於他們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朋黨主義、講關係、搞貪污、走後門或私下交易。這些陋習的確對危機有所影響，加劇了危機所帶來的損害。可是，這真的是根本的導因嗎？當然不是。因為這些幾乎可說是社會病態的現象已經是老問題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亞洲奇跡『」一開始時就已經存在。好幾個新興國家是到了近幾年。因為過度地以外師借貸，不能自拔。才種下禍根。說穿了，過度借貸其實也不至於引發這麼一場災難，問題癥結在於這些國家的體系不夠完善，銀陌脆弱，監管不嚴，推行了錯誤的貨幣匯率政策。文化上的陋習加劇了損害。又因為制度不透明，任何違法行為就益發難以覺察西方評論員大肆抨擊亞洲的貪污、裙帶風和朋黨主義，並以之證明亞洲價值觀的基礎何其薄弱。

　　這些領袖顯然覺察不到金融市場環球化所牽連的許多問題。現在，紐約、倫敦和東京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東亞各國的首都都有代表。它們之間能隨時互通聲息。工業國的資金流入，一方面帶來高增長，卻也同時帶來資金突然外流的風險。每個首都城市，曼、雅加達、吉隆坡、漢城，都住著上百名國際銀行家，以及同當地社群有密切聯繫的當地工作人員。一國政府每一次犯錯，他們都會即時分析情況，向全球客戶彙報詳情。然而蘇哈托的做法卻像是還生活在年代似的，以為金融市場全都分開運作，沒什麼聯繫，市場反應緩慢。

　　亞洲奇跡難道真是座海市蜃樓嗎？多年以前，在本區域的公司還沒有向國際銀行貸款時，這些國家都享有高增長率、低通脹率，都有審慎的預算。這些當時還很落後的農業社會，維持了社會穩定，成功累積儲蓄，吸引發達國家前來投資。人民克勤克儉，儲蓄率高達30％至40％。它們投資於基礎設施，專注於教育和培訓，商人都具有創業的精神和勇氣，政府務實而且支持商業發展。它們的經濟基礎一直處於良好狀態。到了1999年，在危機持續了兩年之後，復蘇似乎在望。高儲蓄使利率維持在低水平，為經濟提早回彈創造了條件。海外基金管理人員重拾信心，紛紛重回股市，推高匯率。這很可能反而促使某些國家延緩銀行和企業重組，將來再要碰上一次經濟衰退，恐怕就得付出慘重的代價。

　　貨幣、股市和房地產價格暴跌，對東南亞領袖來說有如患上戰鬥疲勞症般使他們心力交瘁，各國要恢復元氣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卻終究會有復原的一天。在這個過程中，東南亞國家在同中、日、美等大國談判時，需要重新團結起來加強談判的分量，這就有助於使東南亞各國在東盟的旗幟下更緊密地站在一起。歐美領袖自然會繼續對東盟表示同情和願意幫助，只是他們過去對本區域領袖辦事能力的尊重，恐怕難以在短期內恢復過來。

　　東南亞領袖將從這次的挫折中吸取教訓，建設更穩固的金融和銀行體系，進行健全的管理和有效監督。投資者必定去而複還，因為推動高增長的因素還會持續十幾二十年。朋黨主義和貪污的陋習很難完全杜絕，但是可以通過完善的法律和管制來抑制越軌行為。只要牢記這次危機所帶來的痛苦和不幸，我們將不會面臨另一場災難。今後十年內，原有的五個東盟國家會相繼恢復增長，新領袖將在一個更結實的基礎上冒起，逐漸樹立威望。

　　這次危機還有個更深刻的教訓。在一個環球化的經濟體系裡，運作規則由歐美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多邊組織制定，像陽本和韓國那樣不管市場力量濫用資本，根本是浪費資源。為了支持大財團擴展業務以在海外市場爭一杯羹，日韓政府不惜從人民的儲蓄中儘量汲取資本，指示銀行把儲蓄轉移給某些特定的大財團，供它們為指定的貨品爭取市場的份額。這就造成某些工業失去競爭力。日韓還緊跟在發達國家後頭的時候，要看准哪些是值得投資的工業並不困難。如今日韓既已趕上西方的步伐，想從中選出勝利者，就沒那麼容易了。同其他國家一樣，它們將須針對市場所發出的信號重新分配資源。如果以為日本人和韓國人會從此一蹶不振，失去天生的鬥志，那就看錯了。日韓過去的記錄顯示，他們終究會重組各自的經濟體系，學習根據利潤原則和資本回報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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