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63)_李光耀

六三

　　薩默斯在1998年1月11日赴印尼途中路經新加坡時，告訴我和吳總理，怕前最需要的是「中斷」蘇哈托的執政手法，總統的親朋戚友必須停止享有各種特權，大家得平等競爭。我卻指出，蘇哈托繼續執政才是上策，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繼承蘇哈托的總統有那種能耐推行基金組織開出的嚴格條件。因此，我們應該協助蘇哈托落實這些條件，朝最理想的結局努力，即促使蘇哈托委任副總統，將來由這名副總統在後蘇哈托時代，負責恢復市場人士的信心。克林頓政府對這個觀點無法認同，堅持務必推行民主，根絕貪污和侵犯人權的事件。反正冷戰已經成為過去，沒必要再「縱容」（克林頓在1992年競選時使用的字眼）蘇哈托了。

　　兩個月後。在1998年3月，美國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帶來克林頓給蘇哈托的口信，然後在回程中到新加坡同我和吳總理會面。雙方就蘇哈托對改革方案可能採取什麼行動交換意見，然後蒙代爾冷不防向我提問：「你是認識馬科斯的。他是英雄還是奸雄？蘇哈托和他比較有什麼不同？蘇哈托是愛國之士還是惡人一個？」我覺察到蒙代爾準備先摸清蘇哈托的動機，然後才向美國總統提呈建議。我回答他，馬科斯或許一開始是個英雄，結果卻變成好雄。蘇哈托則不同，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華盛頓，也不是傑弗遜或麥迪遜，他崇拜的是爪哇中部的梭羅蘇丹。蘇哈托夫人生前是這個皇室家族的小公主。在蘇哈托心裡，作為堂堂的印尼總統，他是一個泱泱大國的蘇丹中之蘇丹，膝下子女自然應該享有和梭羅蘇丹的王子、公主們一樣的特權。給予他們這些特權，他一點也不覺得愧疚，因為這是他當蘇丹霸主的權利。他視自己為愛國之士，我也不會把他列為奸雄。

　　吳總理分別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1月與2月三度造訪蘇哈托，向他解釋印尼經濟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必須認真對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否則市場將拋售印尼貨幣與股票，導致當地經濟崩潰。吳總理最後一次在1998年2月見過蘇哈托後回來告訴我，對方的一舉一動好像是自己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深信西方國家要把他踢出局。吳總理向蘇哈托表示關注，萬一經濟情況惡化，就會出現糧食短缺、社會動盪、人們對印尼信心全失的局面。要真是這樣，總統就會處於非常嚴峻的困境，因此非得借助基金組織的支持，穩住經濟不可。蘇哈托信心十足地回答說他有軍方鼎力支持。吳總理向他暗示，印尼人民可能已到達饑餓之至，連軍人也不願開槍的地步。蘇哈托根本不認為有這種可能性。可憐他完全和現實脫節。當時已有一名印尼將軍這麼說（這是美國大使3月間告訴我們的大使的）：「如果有1000名學生，他們會遭到鎮壓；如果有一萬名學生，印尼武裝部隊會設法控制群眾；但是如果學生有10萬名，武裝部隊人員會反過來加入學生的行列。」

　　蘇哈托一生最大的錯誤1998年二三月間，蘇哈托最後一次委任軍方和內閣要員人選，這是他一生貽害最大的錯誤判斷。他委任哈比比為副總統，因為正如他在辭職前48小時所說的，沒有人會支持哈比比出任總統。蘇哈托以為只要眾人知道下一個總統人選是哈比比，無論國內或國外，就不會有人串謀逼他下臺了。陪他打高爾夫球的木材大王鄭建盛當上貿工部長，女兒杜杜成了社會事務部長。幾乎所有其他出任內閣成員的人士，不是效忠於他，就是他的子女們的親信。他一方面委任維蘭托上將為武裝部隊總司令，另一方面提升女婿普拉博沃為中將，由後者出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企圖以此平衡大局，這麼做卻大錯特錯。他明知普拉博沃腦子精，野心大，但是做事衝動魯莽。

　　我於1996年和1997年在雅加達同普拉博沃共進過午餐。他很機智，但是直率得很不得體。1998年2月7日，他到新加坡訪問，分別同我和吳總理會面，傳達了奇怪的信息：印尼華人的處境危險，一旦發生什麼問題，即暴動，作為少數民族的他們將受到傷害；活躍于政壇的印尼著名成功華裔商人林綿坤尤其發炭可危，因為他具備「雙重少數派」的身分，既是華人又是天主教徒。林綿坤曾對他和數名將軍說，蘇哈托非下臺不可。當我表示懷疑時，他堅持林綿坤確實說過這些話，還說印尼的華裔天主教徒令自己陷入險境。我和總理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相告關於林綿坤的這席話——顯然任何一個印尼人都不可能告訴總統的女婿應該把總統攆下臺。我們猜想這是不是林綿坤和其他印尼華裔商人即將出事的前奏，他要讓我們有心理準備。

　　1998年5月9日，剛退休不久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威廉。歐文斯在新加坡同我碰面。他告訴我，前一天在雅加達的印尼扭轉過來，崛起成為虎虎生威的新興經濟體；是他為印尼人民提供教育，興建基礎設施，為印尼的繼續發展鋪路。對這樣一個領袖來說，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真是個人極大的悲哀。在這種非常時刻，向來在判斷和任用手下方面特具慧眼的他，卻選錯對象出任要職。他犯下的錯誤對自己、對國家都貽害無窮。

　　蘇哈托從來沒有考慮要流亡他國。他和家人的財富都投資在印尼。那名在《資本家》雜誌上報道蘇哈托家族累積資產達420億美元的美國記者，1998年10月在紐約向我透露，這筆財產大部分留在印尼。當地爆發經濟災難後，據他估計，財產價值只剩40億美元了。蘇哈托不像菲律賓的馬科斯，他沒有把財富偷偷帶出國外，以防必要時能迅速脫身。他依然留在雅加達的住家。當了32年總統的他沒打算逃跑。我不明白他的子女為什麼需要那麼多財富。若不是因為他們行為過分，蘇哈托在印尼史上將能佔有不同的地位。

　　深受他信任，對他忠心耿耿，曾長期擔任武裝部隊情報局局長，後來升任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穆達尼將軍，曾在80年代末對我說，他曾勸告蘇哈托制止子女們對商業特權的無止境的要求。如果聽取穆達尼的勸告，蘇哈托就不會有如此的悲劇收場。

　　我觀看了他宣佈辭職的電視廣播，為他無法更體面地引退而歎息。蘇哈托窮一生精力，穩定印尼局勢和振興國家經濟。他所推行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讓所有的東盟國家經濟能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間，欣欣向榮。那是東南亞的黃金時代。

　　雖然哈比比是誤打誤撞坐上總統的位子，他卻相信命中註定他會統治印尼。他有很高的智力，卻性情善變，而且口沒遮攔。在《亞洲華爾街日報》（1998年8月4日）的一篇報道中，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是「並行處理一二十個課題」，把自己跟電腦相提並論。他也抱怨在1998年5月21日就任的時候，許多國家第二天就紛紛傳來賀詞，新加坡卻遲遲沒有道賀，一直到「將近6月份，非常退。我是無所謂，但是這裡（印尼）有2.11億人。看看地圖，綠色的（地區）全是印尼，那個小紅點是新加坡。你看看。」

　　（新加坡已在5月25日發了賀電）吳總理幾天後在國慶群眾大會的演講中回應說，新加坡只有區區300萬人口的資源，像新加坡這種「小紅點」能為鄰國做出的貢獻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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