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41)_李光耀

四一

　　§學生們要當烈士

　　法官輪流詢問被告學生是否願意簽保，學生個個都搖頭。法官決心維護法治，學生們決心要當烈士。法官別無選擇，只好送他們進監牢，儘管他這樣做讓他們能利用這個課題，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當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緒。

　　現在我知道共產黨人會如何利用這樣的局面了。讓我來處理的話，我會要學生的父母簽名保證他們的子女行為良好，然後釋放他們。在共產黨的幕後領袖能對付家長之前，我可以傳他們到法庭，直接跟他們打交道。這樣，政府就會取得道義上的勝利，家長對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會感到安心。但是當時我也受到同情學生浪潮的影響。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產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准他們緩期服役指為共產黨在搞破壞，而借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制。"當時我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產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麼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反對政府的組織，並對它們加以控制。

　　樞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審理並駁回上訴。案子審結了，但是我對華校生的世界的認識卻剛剛開始。這是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有那麼多活躍分子，個個生龍活虎；有那麼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自私，準備為更美好的社會犧牲自己的一切。看來他們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下定決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的領袖給他們指引的方向，我越來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在我們的聯繫網裡，唯一"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軍港和海港局裡的小集團，主要是說廣東話的技術勞工，以及市議會裡的日薪工友。會員全說華語或方言的唯一工會，是市政會的清糞工人。他們天天早上用扁擔挑兩個鐵桶清糞，沒受過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學生們聘請過其他律師，他們不熱心政治，也不願像我那樣準備跟政府對抗，因而學生們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為他們的律師。每當他們跟政府發生衝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撓，從集合時被燙傷到申請舉行公開集會的許可證等問題，他們都到歐思禮路來找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通常坐一輛亮麗的粉紅色謝弗羅列特牌汽車前來，號碼是1066。(芝認得也記得這輛車，那是黑斯廷斯戰役的年份。)其中一個梳辮子的小姑娘顯然是使用她父親的汽車，她父親可能是個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無論他們什麼時候到，我都沒拒絕接待他們。這個池塘裡的魚由共產黨人餵養大了，我要偷捕，要盡可能釣取。不管怎麼說，他們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裡偷捕了伊巴、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當時天真無知。這仿佛是在黑手黨的地盤裡聘用見習警察，風險大得很。學生們在群眾當中表現出來的紀律以及學生領袖的力量和獻身精神，，我以為都是自發的，是源自年輕人的熱忱和理想主義。從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兩年時間，才徹底瞭解他們的工作方式，對他們的陰謀和狡猾略有所知，瞭解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馬來亞共產黨市委躲在幕後，控制和操縱像孫羅文那樣的活躍分子以及群眾大會上的小組領袖。共產黨人有一個由守紀律的幹部組成的秘密網絡，這些幹部分成由大約四人組成的小組，每個小組有個組長(以通過民主討論的方式為幌子產生的)發號施令，組長則接受級別更高的另一個小組組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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