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4)_李光耀

四

　　※第二章　鄉野童年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隻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籬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兒，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價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髮油弄得一塌糊塗，氣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氣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氣衝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里拉到井邊，然後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為什麼我的耳朵那麼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裡。50年後，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於我在哪裡出生、在哪裡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兒聽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歷，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於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裡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面是武吉知馬河。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婚事，雙方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誇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掛賬就行了。他在聖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據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後，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後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產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為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漢民族，發源于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於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據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後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於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0公里，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後從那兒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後，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兒，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院，並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願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於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後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裡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築，屋頂鋪的是灰色瓦片，並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雲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於新加坡。據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於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離開學校後，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幾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於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萬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兒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為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李雲龍。文件還注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于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於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後裔關係，他卻成為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於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為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幾次告訴我，黃仲涵異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萬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為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裡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麼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0年之間，樹膠價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產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產買賣，並擁有幾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塗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淩亂的大宅子裡。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週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後，便到馬裡士他路去。他跟女兒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裡。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幾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機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麼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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