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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病理學的各種資料的綜合研究,弗洛伊德認為,性興奮的一個重要物質基礎就是性器官和全身各器官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特殊反應。弗洛伊德指出,在實驗上,已經有人能使動物雌雄互變,而且使「心——性」行為也跟著肉體性徵的變化而變異。他說:「我們很可相信,性腺的間隙組織會分泌特殊的化學物質,經血液的輸送,造成中樞神經系統某一特定部分的變化,而帶來性的緊張感……以性生活之擾亂為其究極病因的心理症患者所表現出來的徵候,很象嗎啡或其他藥物成癮的人中毒或猝然禁絕後所發生的景象。這種性興奮擁有化學基礎的理論,與我們為理解性生活之心理表現而構成的各種概念十分吻合。我們所提出的性動力概念,是一種多寡不定的力量,可以用來丈量性興奮領域內諸過程及其轉型……我們把性動力的能量從其他的心理性力量區分出來,意在表達這樣的假設:機體的性過程是經由特殊的化學變化過程得之于營養歷程的;性興奮不僅來自所謂的性部位,而且來自全身各器官。」

  通過這些分析,弗洛伊德認為這些出自性器官和身體有關部位以及相應的神經系統的衝動的性動力,其最初的元素叫做「性動力量子」。弗洛伊德說,這種性動力量子,由於一開始就在自身內部尋求宣洩的出口和目標(在幼兒身上就是所謂「自我享樂」),所以,弗洛伊德又稱之為「自我性動力」。

  這種」性動力量子」並不是只滿足於在自己身上的「自我享樂」。到了一定階段,它就要在自己以外尋求投注或宣洩對象。這時,即變成「對象性動力」。性動力的對象化,給我們提供了瞭解性欲的最好機會,因為當性動力量子只在體內流通而停留在「自我性動力」階段時,其表現是不夠充分的;只有當它宣洩到外在對象時,它才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性動力對外在對象的投注,可以在特種條件下,再折回自身而從對象撤回;這時,一時飄浮於一種特殊緊張狀態中的性動力量子終於回到自我之中,再度成為自我性動力。所以,弗洛伊德認為,「自戀或自我性動力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巨大的儲倉庫,投注用的能源從這裡出發,又回到這裡;而自戀性動力對自我的投注,在我們看來,則是自孩提時代便早已存在的原始狀態,後來由於性動力的放散不已,此一現象遂被掩蔽而積存於底層。」

  由此可見,弗洛伊德在尋求性動力或生的本能的根源時,並沒有陷入主觀臆想的迷宮中,而是踏踏實實地想從人體的結構及功能本身,從人的種族發展史的材料中尋求答案。當然,他自己也承認,答案並不完備。科學的發展還未達到能充分揭示性動力一切秘密的程度。但是,弗洛伊德不願意在可靠的科學資料之外進行無根據的猜想或臆斷。到此為止,我們可以看到他研究性動力時遵循著他的老師——布呂克、布洛伊爾、赫爾姆霍茲等人的傳統,即企圖從生理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原理中分析出心理的奧秘,把一切心理活動(當然也包括弗洛伊德所說的性動力)都歸結為生理學、力學等機械過程。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構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核心部分,所以,在敘述弗洛伊德的生活經歷及其學說演變的時候,必然還會多次遇到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在以後的章節中繼續深入瞭解它。

  ※第十二章 赴美講學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他在學術上處於被孤立的地位。在這一時期內,唯有溫暖的家庭生活及同少數的朋友的來往稍稍地安慰了他在精神上的苦悶。在這段時間內,除了威廉·弗萊斯以外,他只能同他的內妹明娜·伯內斯討論學術問題。在以後的交談中,每當提起這段時間,他常常自豪地稱為「光榮的孤立」。

  弗洛伊德認為,這一段被孤立狀態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而且對他也是有益處的。由於被孤立,他很少進行社交活動,他才有機會獲得更多的時間集中思考問題,避免使注意力轉移到不必要的爭論上。「當我從目前的狼狽和煩惱的處境中回顧那些被孤立的年月時,對我來說,那似乎是一個光輝的值得自豪的時代。」在那段被孤立的年月中,鍛煉了和加強了弗洛伊德的特有品質,即獨立地思考問題。

  弗洛伊德掙脫出被孤立狀態,經歷了大約六至十年的時間。從時間上推斷,大約從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零年。在這一段時間內他連續發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少女杜拉的故事》和《性學三論》三部重要著作,使弗洛伊德的學說逐步地在世界各地的學術界中發生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學說不是首先在日耳曼語系各國中,而是在盎格魯—一撒克遜國家中得到傳播。這主要應歸因於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大陸國家對於猶太人的歧視。

  在當時,弗洛伊德還在維也納大學兼職,講授神經官能病心理學課程。

  創立於一三六五年的維也納大學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學者和學生,弗洛伊德在這裡教學是一個極有利的宣傳場所。

  在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的學生中,有兩個人是比較突出的,這就是馬克斯·卡漢納和魯道夫·萊德勒。

  萊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後第一個從事精神分析活動的醫生。卡漢納則在精神病療養院主持精神病治療工作,但他的治療方法仍然局限於電療法。這兩個學生後來成為了著名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最初的兩個中堅分子。

  卡漢納在一九零一年向一位維也納醫生威廉·斯泰克爾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當時,斯泰克爾正患神經質疾病。他在一八九五年曾寫過一篇論兒童性交的論文。當他得知弗洛伊德善於用精神治療法醫治精神病時,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從那以後,他認識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對他的治療取得了成功。一九零三年,斯泰克爾也開始從事精神分析活動。

  除了以上三個人以外,最初追隨弗洛伊德的人還有阿爾弗德·阿德勒。

  一九零二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漢納、萊德勒、斯泰克爾和阿德勒四個人發出通知信,希望他們到他家來共同討論精神分析工作。後來,斯泰克爾說,正是他,最先建議弗洛伊德召集討論會。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說,關於召集討論會的建議是在「一位實際體驗到精神療法的療效的同事的推動下」提出的。這就證實了斯泰克爾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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